|
编者按：关于东南大学时期柳诒徵，柳氏从备受拥戴的“明师”到易长风潮中被师生指责为“汉奸”，最终远走关外，其中与大学学术发展、人脉交往和校务管理等方面的复杂面相相关。本文从南高国文史地部和东大史学系主任职务的更替，考察柳诒徵在东大权力格局中的境遇，由此指出柳诒徵在东南大学的进退沉浮，是校园权力格局转变的缩影，体现着大学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抉择。本文出自《近代史学刊》第18辑，有删节。作者牛力，任职于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 柳诒徵是民国时期“南高学派”的领军人物。与柳共事东大且私交甚笃的吴宓后来评价说：“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南高旧友胡先骕也指出，其门下弟子“多能卓然自立”，时有“柳门”之誉。1923年5月，东大校内传闻柳氏将于暑假后辞职，文史地部学生65人联名致函校长郭秉文，力陈“柳先生任职本校多历年所，学博而识卓，行高而言蔼，使生等得窥门径”，“本校史学一系，遂炳焉有声”，恳请校方“留此明师，以慰来学”。足见其在学生中的影响力。但是，在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中，柳氏却成为校内“倒郭派”的骨干力量。最终因受师生指责，不得不“负重谤”远走关外。这一转变，对柳诒徵个人的人生历程有着重要影响，也让后来者难以理解其间的曲折和隐情。 一、职位之谜 柳诒徵在东大的职位是个常被人道及却语焉不详的谜题。数十年后，吴宓在回忆中说：“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而乃取消柳先生多年连任之史地部主任及历史系主任，使屈居徐则陵之下，此刘伯明之过，而东南大学之羞也！”同样关注此事的还有海峡彼岸的郭廷以，郭曾在东大历史系读书，他在晚年自述中说：“徐先生离开历史系后系主任不给柳先生，始终虚悬者，柳先生很不愉快。”吴、郭两代人数十年后的回忆，内容或有错漏，但都指向于此。尤其是徐则陵和柳诒徵的矛盾，不仅老师辈的吴宓看在眼里，连学生辈的郭廷以也是念念不忘，不能不说此事在师生中印象之深刻。 对此问题，柳诒徵在简短的自传中一字未提。柳氏后人所作“柳诒徵年谱简编”也没有交代。门下弟子如张其昀、陈训慈等在回忆中也所言甚少。1919年进入南高读书的张其昀就认为，当时的文科主任为刘伯明，柳诒徵仅任“国文历史教授”。以张其昀与柳诒徵的关系，他并无隐瞒的必要。之所以如此说，可见他对于此事之印象，也代表了当时众人的观感。郭提到，“民国八年，君（指刘伯明——引者注）遂辞金陵大学教席，专任高师训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此文作于1924年初，回忆当更为准确。两相对照，此事似已成定论。而吴宓所言“取消柳先生多年连任之史地部主任及历史系主任”一事，或为误记。吴宓来到东大是在1921年9月。当时国文史地部主任一职，自1920年9月以来一直由刘伯明担任，多处文献已有明确交代。东大于1921年9月开校，史学系旋即成立，首任主任由徐则陵担任（后详）。吴宓所言与事实多有出入。但作为后来者的吴宓既然要为柳诒徵打抱不平，也没有无中生有的必要。显然他了解到在自己来校前的南高时期，柳诒徵曾在校内身居高位，即所指国文史地部主任一职。以二人的交谊，了解此事当不困难。 细加考辨，在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后，主任一职正是由柳诒徵担任。 其一是南高校务会议的记录。1919年9月，郭秉文重组校务会议，由各部科（当时南高设两部、六专修科）分别选派两名代表出席。一名为当然代表，由部科处主任担任；另一名则由部科推举产生。根据1919年度的南高校务会议名单，国文史地部代表为柳诒徵和王伯沆。在一份标明《校务会议代表》的文件中，列举了当年由部科推举产生的代表，其中国文史地部代表为王伯沆。可以推断，柳诒徵是以当然代表的身份参加校务会议，正因其国文史地部的主任身份。 其二是个人薪金的变化。同样以王、柳二人做比较。1918年，两人的薪水都为180元。但1919年，柳诒徵的薪金突然增加到220元，而王则为200元。更为诡异的是，1920年，柳诒徵的薪金降到200元，这在当年全校可谓绝无仅有。对比同时期的刘伯明和数理化部主任张子高薪水的变化，更能明白其中缘由。刘伯明在1919年因出任学监主任，薪水增至160元。1920年因出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和国文史地部主任，薪水更陡增至250元。张子高在1918年出任数理化部主任后薪水便达到200元，1919年更因兼任附中主任增至240元，此后也有增无减。对于柳诒徵薪水增降的合理解释是：1919年，柳诒徵因担任国文史地部主任职务，而额外加薪40元；1920年刘伯明接任主任后，柳又变回原薪。 其三是该学年校内的公函往来中，国文史地部诸多事务，都是由柳诒徵处理。如1920年5月，学校致函各部科主任“催交本科三年级生研究问题”，并列的寄发名单中均为各部科主任，其中国文史地部便是写给柳诒徵。1920年5月28日，郭秉文给柳诒徵的信中写道：“文史地部三年生学行成绩等第，介绍部因介绍学生，急须参考，请烦即行评定交下，无任祷盼。再文史地部计划及试题、研究题均已阅过。兹特奉还。”可见，柳诒徵不仅要给国文史地部的毕业生评定学行成绩，而且负责拟定该部的发展计划，这些都是主任的职责所在。 这说明在1919年国文史地部成立后，柳诒徵曾出任该部首任主任。吴宓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至于1918年度国文部主任是否也为柳诒徵，缺少直接的证据支持。考虑到多人对柳氏国文史地部主任职务的忽视，其任期当较为短暂。若连续两年主持该部，应很难不被提及。但让人费解的是，在南高编制的1919年度教员一览中，对其他科部主任（如张子高为“数学理化部主任教员”、邹秉文为“农业科主任”、杨杏佛为“商科主任”等）都明确注明其职务，唯对柳诒徵仅称为“国文历史教授”（与张其昀所说一致），而不称主任职。 在柳诒徵的职位问题上，存在一些难以明辨的史实，但至少有两个较明确的推论。第一，在1919学年，柳诒徵实际上担负着国文史地部主任的职责。第二，柳诒徵虽有主任之实，却无主任之名。这种有实无名的主任身份，造成了诸多歧义和费解之处，郭秉文、张其昀、吴宓等人看似矛盾的论说，或正源于此。校方不给名分的做法，显然认为柳诒徵并不是国文史地部主任的理想人选，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以待贤者”的过渡色彩。1920年夏，刘伯明出任国文史地部主任，校方或早有安排。这种变动对柳诒徵而言，也应不在预料之外。 二、柳诒徵与徐则陵 1921年9月东南大学成立，设文理、农、工、商、教育五科，其中在文理科下设史学系。当时教员中，柳诒徵和徐则陵分别担任中国史和西洋史教授。但史学系主任职务，并没有请曾主持高师国文史地部的柳诒徵担任，而是由徐则陵出任，也因此引发了前述吴宓和郭廷以的一番议论。直到1923年8月，因教育科主任陶行知离职，学校改请徐则陵出长教育科，史学系主任出现空缺。郭廷以认为学校“系主任不给柳先生，始终虚悬者”。但实际上，当时身为文理科主任并代理校务的刘伯明曾在1923年夏有意请柳诒徵出任史学系主任。因柳与吴宓交好，刘伯明还请吴宓前往“代劝柳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之职”。为此吴宓于9月8日“谒柳先生言之，柳先生意似可而语未可”。吴宓的这种描述可以理解为，柳诒徵内心是愿意就任的，口头上却说不愿意。面对这一模棱两可的态度，刘伯明没有坚请。此后的史学系主任也确实“始终虚悬”。 东大时期徐则陵和柳诒徵的矛盾可谓公开的秘密，连学生辈的郭廷以晚年都还记得二人“不大合得来”。作为史学系的两大柱石，柳、徐二人虽明争暗斗，但并未演化成公开冲突，后来对此问题也讳莫如深，让后来者对于其间的脉络难以把握。从后见之明来看，徐则陵的学术成就和影响都无法与柳诒徵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徐则陵在东大校园的地位却在柳诒徵之上。 1920年，要“为教育界别树一帜”的徐则陵来到南高后，便被委以重任。当年，他在南高开设了普通教授法、西洋文化史和西洋教育史三门课程，并担任史地研究会西洋史和西洋教育史指导员。曾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欧洲史和教育史的徐则陵，熟知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他在《史地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致力于西洋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引进，对学生陈训慈、刘掞藜等人有很大影响。当时国文史地部学生主办的《史地学报》，呈现 “预世界之流”学术气象，离不开徐则陵的引介之功。郭廷以在回忆中便称，他在治学方法上受徐则陵的影响很大。“他用中国的历史作例证来解释西洋的新史学方法，他精通西洋历史及研究方法，中国的学问也有根基，讲来融会贯通，使人倾服。”当时徐则陵开设的西洋史在校内“很有名”。后来因就任教育科主任，无法为史学系学生开设此课，多人以此为憾。在1925年易长风潮后，因史学系教授乏人，徐则陵又回到该系开设西洋文化史。 更为重要的是，徐则陵回国后迅速成为校内一颗耀眼的新星，身居要职。1921年，徐则陵任史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东大评议会成员。1923年他担任教育科主任后，被郭秉文委任为行政委员会委员。而行政委员会作为大学行政之中枢，实为校务管理最为核心的机构。徐则陵受到如此优待，一方面因其西洋留学生的身份，且致力引进西洋晚近的史学和教育学理论和方法，与前述南高倡导以西洋新知推进学科改造的总体取向相一致；另一方面，在人脉的编织上，徐则陵与当时校内最具权势的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等人私谊甚笃。徐则陵与陶行知、刘伯明曾为金陵大学的同学或同事。刘伯明1923年病逝后，在12月13日举行的校内追悼会上，由徐则陵报告刘伯明的生平事迹，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徐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孟禄研究教育史，与陶、郭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研究领域，因此互相引为同调。郭秉文甚至以“中国的孟禄”相称，可见对其之倚重。徐则陵也能投桃报李，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受邀任教南高，并迅速进入学校权力的核心层。在校外，东南大学与江苏教育会有着密切关系，并以教育科为平台深深介入江苏地方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徐则陵在其中承担了重要角色。1922年5月，江苏省曾请徐则陵出任省立六中校长，但为徐婉拒。徐则陵后来又成为江苏省教育会会员，并在1924年8月当选省教育会评议员。 相比徐则陵的蒸蒸日上，柳诒徵显得黯然失色，也就是吴宓所谓“屈居于徐则陵之下”。1920年柳诒徵卸任国文史地部主任后，还以教授推举代表的身份担任南高校务会议委员。1921年3月，他在校务会议提出“请设国文特班案”，其本意“在罗致社会中于国文素有研究之人，使再研究最新之哲学、教育学等。以期更换其思想，使与近今世界思想接近”。但这一提案在会上遭到质疑，认为此举系“招致一般陈腐之人授以高师毕业证书”。该案最终没能通过。1921年东大成立后，柳诒徵除参加教授会或出版委员会活动外，很少参与校务，逐步淡出大学的管理层。之所以如此，固然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与大学领导层的隔阂和分歧，才是根本原因。 三、“负重谤而走关外” 东大时期的柳诒徵因倡言改进校务与学校管理层日渐疏远，但在校内师生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1923年5月传言柳诒徵离职时，曾有国文史地部65名学生集体签名挽留（当年国文史地部全部学生仅有85人）。同年12月，东大最重要的建筑口字房不慎失火，学校损失达40万元之巨。全体教职员为此组织了火灾善后委员会，柳诒徵被高票推举为该会委员。值得注意的是，在当选的七位委员中，还有竺可桢、秉志、杨铨、胡刚复、萧纯锦和陆志韦六人，其中多人都是后来易长风潮中“倒郭派”的要角。1925年1月易长风潮初起时，1月8日东大召开全体教职员会讨论对策，决定组织临时紧急校务委员会处理局面。柳诒徵当天并未出席会议，但仍被推举为九位委员之一。这些都表明，在东大校内，以柳诒徵为代表倡言改进校务的教授们在教职员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 与此同时，柳诒徵和校内以国民党为主的左派教授交往频繁，其中以萧纯锦、杨杏佛、熊正理、胡刚复、陈去病等人为代表。1924年11月，柳诒徵又因整理清宫文物与国民党员陈去病、顾实等人赴京，和当时同在北京的杨杏佛多有往来。在杨杏佛等人的运作下，北京教育部于1925年1月突然宣布罢免郭秉文校长职务，并因此引发了持续数月的易长风潮。毫无疑问，柳诒徵是易长风潮幕后重要的推动者。当年“倒郭派”学生骨干罗时实在回忆中就曾提到，1925年2月初，柳诒徵、胡刚复和萧纯锦等人在文德里中国科学社商量倒郭事宜，并要求他“发动同学，作拥护新校长胡敦复先生的活动”。2月22日萧纯锦写给胡刚复和柳诒徵的信中，对此有着清晰的表述。信中提到，“兹奉来电，嘱呈部恢复评议会，业已遵命照办，并进一步请部取消董事会。想此事已得精卫、稚晖诸人合作。弟今日午后晤夷初，亦允考虑，且声明恢复评议会为当然之事，大约不久即可发表。惟取消董事会一层，则取审慎态度。至电促敦复就职，则允即刻照办”。该信3月3日被《时事新报》披露后，因涉及校内教授与国民党力量联合倒郭的图谋，在校内激起轩然大波，被视为“倒郭派”勾结外人的罪状而广泛传布。为此，柳诒徵于3月4日致函学校行政委员会，质问校方私自拆阅并公开信件之行为，实为“干犯法纪，蹂躏人权”。并宣布即日起不再到校授课。同时，顾实、竺可桢、叶企孙等10名教授也联名致函学校，强烈谴责“此种盗拆信件，制版登报之举，实为中外共同之法律道德所不许，应请尊处迅即查明真相，公布于众。以维校誉，而释群疑”。教授群体出现了公开分裂，校内群情激愤。3月9日，乃发生东大学生殴打新任校长胡敦复的激烈举动。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徐则陵在图书馆月台演讲，公开将柳诒徵等人指为校内的“汉奸”。 徐则陵指称柳诒徵为校内“汉奸”一事，实为二人矛盾中最为激烈的一笔。对此，当时人和后来者看法多有不同。陈训慈在《劬堂学记》中回忆说，徐则陵“在群众云集之广场上，高声向众扬言：说是教育部突然更动我们校长，是因为校内有‘汉奸’，说‘汉奸是谁？就是柳某某’（就直呼柳师之字——此据当时在校之旧同学告我，不少老友留母校者皆听到而不平）”。相对中立的郭廷以晚年也提到此事。他说：“教育系主任徐则陵则在图书馆外月台说：‘我们乱得这个样子，是有汉奸在我们里面。’”但没有说汉奸就是柳诒徵。根据当时的记载，“三九事件”发生后，拥胡势力曾多次公开通电，谴责此次暴力行为。其中虽提到徐则陵“聚众演说，嗾合暴动”，但都没有言及“汉奸”一事。反倒是“拥郭派”的东大教授会，在3月17日《申报》刊登的来函中说：“徐教授即力劝学生勿得用武，此为同行及在场之师生所共睹共闻。并推原祸始，斥责柳翼谋、胡刚复、萧纯锦三人为汉奸。此亦公意，非徐君一人之私言。”这一声明，应能证明徐则陵指称柳诒徵等人为汉奸确有其事。虽然教授会强调“此亦公意，非徐君一人之私言”，但考虑到长期以来徐、柳二人或明或暗的矛盾，两位当事人对此应有不同的体会。 对于校内日渐高涨的对立情绪，“汉奸”之说可谓推波助澜。3月9日下午，东大学生便召开全体紧急大会，“请胡、柳、萧三教授自动辞职”。在此局面下，柳诒徵结束了自己近十年的南高、东大教授生涯，“负重谤走关外”。这里所说的“重谤”，正是指“汉奸”的罪名。对于此事，后来人或能予以了解之同情。柳诒徵对学校当局的批评和责难，乃至后来参与“运动官厅”的行为，不过是基于改进校务的初衷。但是在当年东大校园，绝大部分师生显然认可了“汉奸”的指责，甚至弟子陈训慈对他这种“秘密运动之手段”也多有微词。在易长风潮势如水火的对立情绪中，原本改进校务的努力被贴上了“党化”的大标签，并和背后的政治图谋联系在一起，被反复渲染，甚至被误读。对于柳诒徵而言，这又是何等痛心的经历。正是这种痛心，使后来的柳诒徵“把定宗旨不再入该校”。 结语 对于自己在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的处境，柳诒徵在自传中有一段极简的描述：“东大风潮中受人攻讦，说我想做文学院长，又说我想做江苏教育厅长，我也不敢分辩，辞了东大教授应了东北大学的聘。”柳氏将东大风潮中受人攻讦归因于职位问题（当时东大并无文学院之设，应为事后回忆之误），却有些出人意料。细细品味，柳氏所言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意味：其一，柳诒徵自己是否有意；其二，当时攻击柳诒徵的人认为他有此意；其三，柳诒徵认为这不过是反对他的人以此相攻讦。对于最后一点，柳诒徵表现出不愿分辩的姿态，最后一走了之。对于第二点，至少在当年攻击他的人看来，职位问题是他在校内鼓动风潮的重要原因。考虑到连吴宓和郭廷以多年后对此仍念念不忘，此问题在当时校内应是公开的秘密。而对于第一点，柳诒徵曾经是南高国文史地部首任“有实无名”的主任，后来又两次拒任东大史学系主任职。他更关注的，显然并非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大学场域的权力格局和教育学术的发展走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