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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直隶省同沿海各省一样，在清代也曾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天津水师曾经四度设立四度裁撤，第一次筹建于1725年，裁撤于1767年；第二次谕令复设于1816年冬季，裁撤于1826年；第三次、第四次分别筹建于1842年和1858年，均半途而废。探索这一奇特现象的成因，我们发现，无论是主张设立天津水师，抑或是奏请裁撤，地理环境的影响都很重要。地理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关键是如何认识它。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能力影响着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程度。 关 键 词：直隶 内洋 外洋 天津水师 巡洋 作者简介：王宏斌(1954- )，男，河南洛阳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海防史、禁毒史、货币史研究。 清代，直隶省同沿海各省一样，也曾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管辖。天津水师曾四度设立及裁撤，这是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由于地方史志留下的内外洋划分和水师巡洋制度资料不仅罕见，而且相当模糊，这段历史几乎已经失忆。探索这种奇特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乃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笔者主要依据宫廷档案，构建基本事实，然后寻觅其四度兴废的主要原因。 一、直隶的内洋与外洋 直隶省，地处华北，东临渤海。海岸线北起山海关，南至黄骅港，全长约640公里。约有130余个岛屿，主要有月坨岛(由月坨、腰坨、蛇坨、西坨等7个岛屿组成，距离陆地4.8公里)、石臼坨、打网岗岛、翡翠岛、大口河岛、小王庄岛、灰台子岛、高坨子岛、葫芦头子岛、冯家屋子岛等，均为河海冲积泥沙和贝壳形成，大都靠近海岸，属于近岸岛屿。正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称：“自狼坨子至山海关袤延千余里，均在门户以内，较大洋水面狭窄，故俗称为海袖。中间并无岛屿，仅有近山海关之清风岛、金山嘴，亦系小岛。至于大沽迤南之祁口河、北塘以北之涧河口等处，稍可寄碇避风，无甚障蔽。不似东南洋面岛屿重叠，港汊纷歧，可以设伏藏舟。而各大小口门又俱有拦江沙为之钤束，船只吃水稍深者，出入即不灵便，是以从前水师屡设屡裁。”[1](P444-445)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直隶省所辖的外洋就是本省内洋以外的渤海海域。 1793年7月上旬，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船队经过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内外洋，到达山东庙岛附近的外洋。清乾隆帝接到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报，于7月9日传谕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等热心接待，妥为应付。“该贡船行抵天津洋面，船身重大，必须另换拨船，方能收泊内洋。而由内洋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拨运。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看来该贡使前来热河，已在七月二十(8月26日)以外。维时恰值演剧之际，该贡使正可与蒙古王公及缅甸等处贡使一体宴赉，甚为省便。著梁肯堂、徵瑞俟贡使抵津后，即遵照前旨，妥为应付。”[2](P215) 山东巡抚吉庆得知英国使船到达山东外洋，立即委派登州府知府登船询问，然后向清乾隆帝奏报：“该国贡船于十四日(7月10日)在登州洋面候风开行，约计六月底七月初方可行抵天津洋面。船身重大，必须另换海船，方能收泊内洋。而由内洋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拨运。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2](P132)在吉庆看来，英国使节团乘坐的大船无法直接进入直隶省的内洋，须换乘较小的海船才能到达；在内洋行驶的海船也无法直接进入内河，需要再次换乘小型驳船，才能进入内河。 长芦盐政徵瑞得悉英国探水船折返庙岛群岛后，也向清乾隆帝说明，英国贡船船身过大，无法直接驶进天津海口，而直隶外洋又无岛屿可以停泊大型海船，他们只好计划在山东庙岛起旱。他这样奏报说：“六月十六日(7月12日)，有英吉利国探水船一只到口，询据通事称：该贡使因船身过大，吃水三丈余尺，恐天津海口不能收泊。令该头目先来探量，现探得天津内洋水浅，大船不能进口，外洋又无山岛可以湾泊。贡物甚大，又极细巧，不敢冒昧拨运，只好就在登州庙岛起旱。该探水船即于十八日(7月14日)开行，仍回庙岛。已飞札山东抚臣速为料理，等语。”清乾隆帝接到徵瑞的奏报，立即指示：“该国贡船笨重，既因天津内洋水浅，不能收泊；而外洋又无湾泊之所，自应听其即在山东登州庙岛起旱，较为慎重。”[2](P132) 从山东巡抚觉罗吉庆、长芦盐政徵瑞的奏折和清乾隆帝的谕旨，可以看出天津附近的水面划分为三个部分：外洋、内洋和内河。是时，君臣对于外洋与内洋、内洋与内河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由此可知，直隶省的近海也是划分内洋和外洋的。 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江、浙、闽、粤洋面海盗活动开始横行，清廷传谕该四省督抚督率各水师提镇大员加紧镇压，同时担心海匪窜扰渤海，又谕令盛京将军琳宁、直隶总督梁肯堂加强战备。特别指出：“天津系属内海，虽向无盗匪，但亦不可不留心防范。至奉天牛庄等处向多盗案，最易藏奸，尤不可不严加堵缉。”[2](P790)这里的“天津系属内海”，是说天津附近的海域属于“内海”。在清前期，“内海”等同于“内洋”。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沧州近海发生多起抢劫案件，直隶总督琦善立即要求天津镇总兵督率地方文武上紧缉拿，并查明劫案发生地界，究竟是何营汛所辖？是内洋还是外洋？旋据天津镇总兵委员会同沧州知州、盐山县知县勘明：船户沙元善在沧州所辖之马相口对出之五十里洋面被劫，船户张怀统在盐山县所辖唐家铺对出之四十余里洋面被劫，寇姓船户在沧州所辖祁口汛对出之一百数十里洋面，均属外洋。事主一致认为，海盗皆操福建口音，属于外来海盗。“海洋失事，地方文武处分向有内外洋之分……应照外洋之例，文职免其参处；至武职，洋面疏防处分，系专指水师而言。天津水师久经裁撤，陆路无巡洋之责，因未便照水师之例开参。”[3]但因系连劫重案，琦善仍认为祁口汛负有一定责任，奏请将祁口汛外委杨殿臣、把总费增泰等一并摘去顶戴，勒限破案。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一艘商船在渤海洋面被劫。事发之后，直隶总督琦善一面委派官员前往洋面查勘，一面派遣官兵出海追缉。他这样奏报：“据委员会同地方文武勘明，被盗处所分隶天津咸山、宁河等州县对出洋面，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余里不等，均属外洋地方。”[4]又加派兵船，在海面梭巡。从这一条史料来看，即使远离海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余里”，也是划入该省“外洋”管辖的。商船在此“外洋”失盗，天津镇官兵仍负有缉拿盗贼的职责与义务。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初，讷尔经额奏请筹建天津水师营，配备战船六艘，分三路巡逻直隶所属内外洋，并与山东、奉天水师定期会哨。向来直隶与奉天会哨系在天桥厂地方，后因沙滩阻隔，曾经奏明停止。由于商船日多，沙线熟谙，均由天津直抵天桥厂，并无纡道，是直隶与奉天巡船会哨，自应以天桥厂为便。至山东蓬莱之庙岛实为海道咽喉，距天津海口约1000余华里，“直隶之船必巡至庙岛，始能得南洋有无来船消息，应请以山东庙岛为直隶、山东两省会哨之地……其配带之兵丁，一船或五十名，或六十名，每船以一员领之。每年自三月轮班出洋，至九月以后归坞。惟海洋风候靡常。只可以一月一出入为限，不能定其日期。两省巡船亦未必能克期俱到会哨处所。兹议天津哨船由天津镇给予印照，巡至山东庙岛，即将印照赴该管营汛呈验。该营汛于印照上注写某镇哨船，于某年月日巡至某营汛会哨一次字样，盖用印信，由领哨备弁持回呈镇，以杜匿近避远之弊。其通永镇哨船巡至奉天天桥厂，亦即照此办理。”[5](P89)这是强调直隶水师巡洋会哨不能沿岸曲折而行，必须在渤海中直线行走，径直到达天桥厂或庙岛。很明显，这是把渤海全部看成是外洋，看成是天津水师的管辖范围。 上述事例一致证明，直隶省沿海同样划分为内洋和外洋。无论是说“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里”之遥，还是说天津水师巡洋1000余华里径直达到庙岛，都是强调外洋洋面十分宽广。由此可以推知，被山东、直隶、奉天陆地环抱的渤海全部对应该三省的陆疆划为内洋和外洋。也就是说，渤海在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经全部纳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凡是邻近大陆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为内洋，凡是远离大陆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