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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津水师营的第四次设立与裁撤(1858-1859) 1858年(清咸丰八年)春季，英、法等国公使要求驻扎北京，清廷坚决拒绝，双方外交观念尖锐对立，战争风云开始在渤海上空密布。是年4月，英法载有2600多人的军舰抵达大沽口。5月20日，英法联军以炮艇掩护陆战队登陆，清军发炮还击。双方激战的结果是，南北炮台陆续被英法联军攻占，清军大约300多人战死，杀伤联军士兵近百名。5月26日，英法联军沿河到达天津城。6月中旬，清朝大臣被迫与英、法、美、俄公使签订《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舰队撤走，清廷谕令礼部尚书瑞麟署任直隶总督，并谕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天津海口防务。 鉴于天津海口清军不堪一击的严峻形势，瑞麟于是年9月7日奏请复设天津水师，以济燃眉之急。他强调：“现在海口大沽两营，仅止额设陆路弁兵一千六百余名，本形单薄。历年防堵，均系临时征调，现在海氛未靖，设或再有警报，仍复仓促调度，既虑缓不济急，且调来陆路之兵，于防海亦不得力。思患预防，因时制宜，惟有复设水师，方可捍卫海疆。”[32]拟设立水师弁兵21300名，步兵800名，马兵200名，合计3000名。除原驻海口二营1300名之外，再增兵1300余名，可从天津镇古北口地方移驻。至于战船4艘，则奏请由广东、福建两省调拨，配带炮械，酌派熟谙海洋将领2名，精选水兵40名，管驾前来，借资教习。一面在天津附近招募土著乡民，补足兵额，发交该提督加紧训练，迅速成军。其经费则由长芦盐政每斤加价二文筹集[32]。 清咸丰帝在外患逼迫之下当机立断，谕令：“天津海口原设水师，于道光元年、六年先后将水师总兵及水师营裁撤，现值海氛未靖，自应亟筹复设，以重防务。本日已谕知黄宗汉、庆端等于闽广两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只，备齐器械，派员管带，设水师二千名，与马步官兵共成三千名，除将原额抵补外，共添兵一千三百余名。及添盖兵房等，均照议办理。”[33](P1114)这道谕旨追溯历史，明确指出天津水师在清道光元年和六年两次分别裁撤情况，却并未提及清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天津水师复设情况，由此可以判定，第三次天津水师复设限于公文讨论，并未真正着手实施。 同日，清咸丰帝向两广总督黄宗汉、广东巡抚毕承昭、福建巡抚庆端和继任巡抚瑞殡等发出谕令：“瑞麟奏筹办海防善后，请于闽、广抽调战艇各船只，天津现筹复设水师，以备不虞，所需派调各船，自应及早筹备。著庆端、瑞瑸、黄宗汉、毕承昭于各该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艘，配带炮械，酌派熟谙海洋将弁二员，精选水兵个四十名，管驾迅速赴津，以资调遣。”[33](P1115) 这一谕旨到达福建时，瑞殡已接替庆端为福建巡抚，闽浙总督为王懿德。王懿德复奏说：“闽省水师各营向无设立艇船，其额设战哨船只间多在洋遭风击碎及被会匪毁失，同[安]小号各艘不堪调派。且闽省至天津水程数千里，必须慎调甫经修竣最为坚固者，方可远涉风涛，以资调用。刻即冬令，北风顶逆，  戗维艰，须俟来岁春夏之交南风盛发，始能操驾北上。”[33](P1233-1234)这是说福建当时不仅没有合适的战船可供调派，即使有船，而因为北风盛行，福建船只也无法立即调往天津。不过，他为了应付清咸丰帝的谕旨，还是奏报说已经筹集了经费，饬令加紧修造大、小同安梭船共4只，“赶于明年三四月间南风司令之时，小心操驾赴津，听候调遣”[33](P1234)。1859年(清咸丰九年)夏季，福建派往天津的战船并未按计划成行。拖延至8月，这四只战船终于完成修造任务。是时，闽浙总督王懿德认为财政困难可以通过大量铸钱来解决，在没有铜材料的情况下他下令铸造了大量铁钱，然而这些铁钱在福建无法顺利发行。为此，他将库存的12万串铁钱准备分批运到天津来销售，其中6万串铁钱搭装在4只战船上，6万串铁钱准备雇佣商船运输。清咸丰帝接到王懿德奏折后当即下令阻止其运输计划。他说：“现在天津一带民间并不行用铁钱，若雇觅商船运解，跋涉长途，徒滋靡费，所有师船胯运之铁钱六万串，如业经启程，即毋庸议。其余铁钱六万串，著庆端、瑞殡即饬令停止起解，以节靡费。”[34](P210)但是，在直隶总督庆端等奉旨之前，这12万串铁钱已先后运到天津。清咸丰帝得知这一消息，无可奈何，著令天津道恒福察看情形，“如果壅滞难行，亦可作为废铁暂为存储，预备铸造一切防具，亦有裨益”[34](P250-251)。从这一事件的处理经过，可以看出，福建派拨的天津水师战船于1859年秋季驾驶到天津。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清咸丰时期有关复设天津水师的最后一个公文。 清咸丰帝颁发广东督抚的谕旨根本没有下文。1857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广州沦陷，两广总督叶名琛当了俘虏，广东巡抚柏贵当了傀儡。清咸丰帝任命黄宗汉为新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毕承昭任广东巡抚，要求他们驱逐英军，收复广州。黄宗汉到达广东后，驻扎在惠州(治今惠阳东)。清咸丰帝关于调派四只广东水师战船的谕令到达广州时，黄宗汉已奉谕调任四川总督。因此，我们既没有看到黄宗汉的复奏，也没有看到毕承昭的奉旨情况。 1859年秋季，好像被彻底遗忘了一样，复设天津水师一事再无任何公文提及。抑或是战争形势没有给予天津复设水师的机会，抑或是新任直隶总督庆祺对于此事不够热心，不再催促。总之，复设天津水师一事再次如泥牛入海，不能不令人感到当时政治的诡异，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折，完成了公文旅行就结束了任务。此次筹议复设天津水师，自1858年秋季咸丰皇帝谕令调集广东、福建战船开始，到1859年秋季以后，复设水师又被束之高阁，时间不过一年有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