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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水师营的第一次设立与裁撤(1725-1767) 1725年(清雍正三年)，鉴于八旗兵不能在海洋作战的弊端，清雍正帝谕令在天津设立满蒙水师营，教习满洲和蒙古官兵操练水战，用意至为深远。“满洲兵丁于技勇武艺俱已精炼，惟向来未习水师，今欲于天津地方设立水师营，分拨八旗前往驻防操演，似属有益。著详议具奏。”[6]旋即经兵部等议准，设立水师都统一员，驻扎天津塘沽芦家嘴(简称“芦嘴”)新城地方，满洲协领4员，佐领24员，防御24员，骁骑校24员；蒙古协领2员，佐领8员，防御8员，骁骑校8员；左右两翼共设前锋甲兵2000人，共有战船32只，大、小赶缯船各16只，分上、下两班巡洋、会哨和演练。所需战船，由福建、浙江和江苏负责修造①。 天津八旗水师营房位于塘沽芦家嘴，东边系火药局，西边是民居，北边临海河，墙垣南北226丈，东西260丈，内建官兵房屋、仓廒，共计500余间。1729年(清雍正七年)，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进京朝觐，清雍正帝谕令其捐资修建天津水师营内庙宇。“天津水师营城内官员兵丁二千有余，不可无祀享瞻拜之所，著修建庙宇两座：一座庙供三世佛、龙王海神，一座庙供城隍、土地。其神佛法像配合庙宇之尺寸，酌定式样，交庄亲王自内廷照式装塑送去，建造庙宇著巡盐御史郑禅宝于养廉银内捐修，毋庸记档。”[7]奉旨之后，郑禅宝立即前往水师营，会同都统拉锡共同踏勘。在街北选中地基一座，计划修建佛寺一座，供奉三世佛，两旁列坐罗汉18尊，前供龙牌，东西配殿六间，作为各官瞻拜会集之所，前殿三间供奉弥勒佛、关圣帝君、文昌帝君，背面韦驮，两边耳殿二间，供龙王海神，钟鼓楼二座，旗杆一对，山门三间，左右四天王，门房六间，后院为僧房四间，共盖房二十九间。三尊佛像与龙王海神法身由内廷塑造，其余神像均在天津塑造。在西门选中地基一处，计划修建城隍庙一座，正殿三间供奉城隍、土地，二门外两边盖房四间，庙门一间，共盖房八间。城隍、土地神像，由内廷塑造运来，本地塑造从祀各神。“每岁应支俸饷、马干等银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三两，米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七石四斗五升，截漕支给。”[8](卷10，P2-3) 天津满洲水师营从南方调集总领教习1员，教习官16员，水手320名(正舵工、正缭手、正椗手、正阿班、正舢班、副舵工、副缭手、副椗手、副阿班、副舢班，各32名)。“每岁应支俸薪、工食等银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九两一分一厘九毫九丝二忽，米一千九百二十九石六斗，截漕支给。”[8](卷10，P3) 1730年(清雍正八年)规定，天津水师营赶缯船制造尺度和材料：身长七丈四尺，板厚二寸九分；身长八丈六尺，板厚三寸；身长六丈五尺，板厚二寸六分。以上每板一尺概用三钉[9](卷40，P37-45)。 清雍正后期和乾隆初期，天津水师营装备大小战船20只(其中16只大赶缯船，4只小赶缯船)。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又裁去小赶缯船4只，大赶缯船8只，仅保留大赶缯船8只。满洲水师营仍保持官兵2000人(其中满洲兵1600人，蒙古兵400人)，设有满洲协领4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24员，蒙古协领2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8员，计满洲协领，每员管兵400名，蒙古协领每员管兵200名。满洲佐领每员管兵66-67名，蒙古佐领每员管兵50名[10]。每年自四月起，到八月止，分为两班在海口和内河演练水战技艺。九月至来年三月，在陆地演练旱操。在满洲水师营建立过程中，出现种种弊端。 首先，兵部任命水师将领不顾专业技能。1737年(清乾隆二年)，直隶总督李卫对兵部不顾专业技能互相调拨海陆将领的现象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水师将领比较特殊，非经过海洋长期磨炼者不能胜任。“武职官员有水师、陆路之分，非但服官之后职掌不同，盖自本身生长之乡与从初食粮之始，其耳目之所习，即有迥然各异者，非如骑射弓马，凡属武员俱可时常随身操练而不离者也。盖水师之用，非船不行。其在江湖内地，已有风波之险，驾驶敏钝，地势险夷，非平素习惯，即不能深知。至于海洋则茫茫沧溟，一望无际，以言天时，则四季台飓之期候尚有记载，可以预备，而风云星日之占变，狂飚异物应于顷刻，若非阅历之久，不能趋吉避凶。以言地利，必先知岛屿之向背，而后南北风之湾泊可定；必先识沙线之顺逆，而后险礁绝岸，不至触沉。且定盘之针，纤毫哨偏，即内外洋面隔越万里。加以同一战船，而修造如式者驾驶方灵；杠具坚固者，冲激无患；遇敌而占上风，全在折戗借势之巧力；临危而涉波浪，每借片板断木异偷生。凡此，水师技艺皆从艰苦得来。若陆路之员从未出洋者，海道不知径路，登舟即至昏晕，站立不能，饮食俱废，一切巡哨调度焉能洞中肯綮!更为人易欺骗，即欲尽心，而限于知识，措置失宜，不足以收实效。”[11]总之，李卫认为，水师人才应当培养于平时，海防兵制应当预备于无形。水师人员未可轻于改调陆路，“庶紧要海疆咸收得人之效，建威消萌，有备无患”[11]。 其次，水师操演走过场。由于国家承平无事，天津水师用处不大，成为养尊处优的处所。“平素操演，甚属懈怠。”水师营都统阿扬阿年已76岁，兼有痰疾，出入需人扶掖。每遇操演之期，多有不能亲身看阅。“以致兵丁技艺生疏，营伍渐致废弛。”由于都统约束不严，养成骄兵悍将。副都统常久抵任之后，稍加整顿，立即引起骚动。“兵丁纷纷怨望，投写无名揭帖。”[12]清乾隆帝于1743年(清乾隆八年)得到天津镇总兵傅清密报，立即谕令副都统常久会同天津镇总兵傅清查明满蒙水师营操演情况。“天津水师营兵丁平素操演，甚属懈怠。自设立以来将近二十余年，至今海内行驶尚未熟知。每年春、秋开操之期，将战船停泊海口之内，逢都统查看之时，略为撑驾，潦草塞责。及至看后，兵丁随在船中吃酒玩钱，并不上紧演习，以致有名无实。著寄字与常久、傅清查明，据实回奏。”[13] 常久、傅清会同查阅水操的结果是，不仅各兵所放鸟枪参差不齐，施放炮位亦不便捷，且扯蓬使风、驾船掌舵之类仍借教习之闽兵及雇募之水手，技艺实属生疏。“复又调集官兵，阅其旱操，其间虽然有一二人技艺熟练，然而大半弓箭、鸟枪平常者十居八九，而能射马箭者每一佐领下不过十数人，亦俱未能娴熟。”[12] 在天津设立满蒙水师营，清雍正帝的本意不仅在于拱卫京津，而且用意甚远，主要目的在于训练和保持一支属于满洲统治者的海上机动作战力量，一旦遇到军事需要，随时调往各地。但是，担任天津满蒙水师都统的阿扬阿不知皇帝的用意，昏庸无能，不能严格要求将士认真训练，以致满蒙水师“有名无实”。这样的水师可以说是毫无用处。 1742年(清乾隆七年)，直隶总督高斌奏请天津满洲水师营扩编，增设副都统，增添满兵1000名，合计旧额，共3000人。清乾隆帝明知满洲水师航海水平太低，而仍对其寄予厚望，当即批准了高斌的扩编计划。但天津满洲水师营是扶不起的阿斗。1767年(清乾隆三十二年)，清乾隆帝东巡，校阅天津水师，大为失望，遂下旨裁撤。“该营官分别罢斥，兵丁概行裁撤，以原驻大沽营之陆路游击移驻新城，改名葛沽营。其中军守备移驻大沽营，分辖营汛。自是海口一带，但有陆路弁兵，不设舟师。”[14]满蒙水师营分为六起，经由运河、江海等水路分别迁移到福建、广东和甘肃等地[15]。天津八旗水师营存在时间为4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