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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两点结论： 首先，清代朝廷十分重视渤海的战略地位，始终把控制渤海看成是国家海洋安全的首要任务。因此，清雍正帝开始，就将渤海划入内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控。在此我们必须指出，其一，由于渤海以内没有能够设置州县衙门的比较大的岛屿，在此划分内洋和外洋的唯一标准就是距离海岸线的远近；其二，无论是从追究“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里”的失盗疏防责任来看，还是清道光时期规定水师白天津出发径直巡逻到庙岛或天桥厂情况来看，整个渤海均被纳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区，即内洋和外洋。 其次，天津水师四次设立，又四次裁撤。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导致天津水师旋设旋撤的最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就局部来说，天津作为京城的海上门户，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为了京师的安全，必须在天津设立水师。因此，朝廷多次酝酿在此设立水师。然而就海防全局来看，只要在军事上控制了蓬莱、庙岛群岛和铁山一线的渤海海峡安全，也就确保了整个渤海的安全。渤海处于安全状态，天津作为海上门户自然是安全的。因此，天津水师的设立就显得无足轻重。一方面是京师门户，必须重点防卫；另一方面是渤海之内的各个海口，与渤海海峡相比，其地理位置显得无足轻重。这正是天津水师旋设旋撤的根本原因，要求设立天津水师，是基于京师安全考虑；要求撤销天津水师，加强渤海海峡的水师活动，同样也是为了京师的安全。二者的着眼点虽然有所不同，但目的却高度一致。如果说，在清前期人们还比较重视天津门户的价值，雍正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把天津海口看成是“腹地”，越来越重视渤海海峡的战略地位，天津水师旋设旋废，就是最好的证明。晚清时期，中国海防危机不断加重，尤其是在1860年和1900年外国侵略军两次直接侵入京津地区，震动朝野。尽管如此，人们在思考海防问题时，无一不从宏观战略考虑京畿的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渤海海峡的军事控制。例如，作为晚清国家头等大事，北洋海军的筹建，威海和旅顺军港的修筑，乃是朝野的共识。局部战略必须服从于全局战略，这是最典型的例证。笔者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只是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而人类则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环境包含着各种可能性，它们的被利用，则取决于人类对于环境的认识能力。人与地的关系，并非是天然环境单方面之作用，人类对于天然环境，亦有自由选择与自由活动之余地。在天津设立水师是为了京师海上门户的安全，撤销天津水师，加强渤海海峡的军事力量，同样也是为了京师的海上门户安全。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地理因素。距离天津海口10余公里，有拦江沙一道，水面隐约可见。“沙埂积宽三四里不等，潮长水深一二丈，潮落水仅尺余”。由于这一沙埂的存在，形成天然屏障，大型船只很难直接驶进海口，天津因此处于相对安全状态。同时，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情况，导致天津水师驾驶大型战船出入海口相对困难。清乾隆初期，天津水师官兵无所事事，从不认真巡缉。每遇操演，无不敷衍了事。固然由于八旗子弟积习，同时也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清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由于山东水师和奉天水师控制了渤海海峡，海匪很少进入渤海活动，很少滋扰天津海口，天津水师的兴废因此变得无足轻重。直隶总督方受畴一语中的：“该处海口虽通外洋，第有拦港沙一道，延袤宽广，俨如海沙外卫。如有大船前行，必由沙之东北迂折进口，且须换船守候潮风江盛，方能行驶。”[14]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天津水师或轻或重的位置，是否值得大量投入军费，一直成为直隶总督撤销天津水师或者反对复设的重要因素。唯一的例外是雍正时设立天津水师，当时主要是基于全国军事部署的需要，着眼于训练一支满蒙海上劲旅，并非仅仅为了天津和京师的安全。 [收稿日期]2017-05-18 注释： ①例如，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闽省奉文承造天津大赶缯船五只。经臣分未福州厂盐法道菩萨保、泉州厂护理兴泉永道厦门同知辆须缏、漳州厂升任汀漳龙道雅尔哈善委员在省立厂办料承造。于本年五月内竣工，六月内委令督标水师参将刘便等驾送天津，交收在案。所有五船工料，按照船身丈尺等则，每船致应准销正项部价银五百九十两四钱零，又加七津贴，并另加三分银五百九十两四钱零。五船正价、津贴，共银五千九百四两五钱零。”参见《福建巡抚周学健奏为闽省奉文承造天津水师大赶缯船不敷银两请仍照实需工料核销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6-0021-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