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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2)

http://www.newdu.com 2018-03-13 《史学理论研究》 (德)汉斯·梅迪 参加讨论

    然而,最令我吃惊的是世界历史研究所同行的一句评论。在我演讲后,一位同行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认为,世界历史存在于微观历史之中,一个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我认为,就目前强烈关注对此前中国史学研究范式中的“世界历史”(11)概念进行重新建构的“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同行而言,这是一句重要的评论。之前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很少涉及中国自身的历史。这种观念,正如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近来所指出的,它含蓄地以“国家是历史的核心单位”思想为中心。(12)目前中国史学界所讨论的,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将世界史视作全球史的新观念。但是,微观史研究方法在这种发展趋向中的作用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因如此,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似乎点明了某些内容。如果微观史方法被纳入这种新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轨道,农村特别是乡村微观史研究,被视为中国的全球史转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似乎是意义非凡的。因此,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表明,这种新的全球史研究显然是同对西方主导的史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不满意联系在一起,这些范式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紧密相关。例如,西方的全球化概念认为,全球化过程主要是由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力量、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全球扩张的结果。
    但是,这句评论似乎也涉及到中国关于农民问题长期争论的特殊性,关于乡村生活与劳动长期争论的特殊性。这一争论起始于19世纪之前的中华帝制时代,在19-20世纪中国转型和革命时期,争论仍在继续。(13)这让公众,包括中国领导人、知识分子、革命派,还有历史学家,都意识到了农民的危机,意识到农村的劳动和生活都是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正如苏珊·里希特最近一项对源于中国的一种特定话语与帝国实践(以及17、18世纪这种话语及其概念从中国到欧洲形式曲折的传播)的重要研究显示,对农业的重要性、农民生活艰辛现实的承认,导致了中国皇帝以农为本的观念。这对皇帝本人具有影响:导致他定期地、按惯例地向农民劳动致敬,在一个隆重的仪式上亲自动手持犁翻耕土壤。(14)考虑到这一论述及其应用的背景,可以说,从明、清帝王到毛泽东以来的历史时期,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也可视作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传统出发具有历史创新性且谨慎的尝试。用萧凤霞(Helen Siu)教授的话来说,在这种传统中,“千余年来,农村经济和乡村生活对帝国治理的内容和意识形态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但是,除了这些传统的假设,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可能也从对当代中国社会特殊条件的体悟中得到了一部分动力:在城乡分离的整体环境中村庄和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状况,以及这种态势下大都市及其经济(过渡)发展已经在主宰一切过程。
    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正是一部采取中国历史题材并在题目中冠以“微观历史”的史学作品,2009年在斯坦福和北京同时面世。(16)李怀印使用了中国革命后几十年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江苏省秦村(the village of Dontai)现存的独特档案文献。他也运用了他出生在这个村庄的经验知识,辅以作为口述史的田野调查。李怀印通过这种方法,创作了一种非常规的“他的”村庄的微观历史。他强调村民的机构及其网络,并将研究观点总结如下:“通过持续的、不松懈的抵抗,村民在塑造国家的农村政策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7)
    在这一点上,读者可能会问:这就是所谓的在中国以及对中国的微观研究吗?属于近代早期的研究在哪里?哪些属于全球史的研究框架?实际上,有些项目正在设计或已经开始着手了。例如,何安娜(Anne Gerritsen)的作品,为这种研究轨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指出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中国的连接本地和全球的两种不同结构。(18)她的著作研究了中国南方瓷器制造业重镇景德镇及其与中国以外更广泛世界的贸易和交流网络,通过追踪建立在一种稀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基础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全球视角确立和阐述地方史。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但有人可能会问:她密切关注当地及其与全球联系的研究,等同于对全球史的微观史研究方法吗?这些和其他研究方法的要求是什么?
    其他的创新性工作来自中国的区域史研究,如广州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19)出自这个中心成员的作品,致力于地方和地区的历史,明确表现出正在实践的一种历史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关注中国及其邻近的亚洲地区,由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发起。(20)其方法论上的特点,正如该中心的主要成员之一萧凤霞教授所言,接近于一种复杂的微观史视野,研究地方、地区和跨地方的历史,但并不完全脱离一种宏大的全球视野。“我们确实对地方的历史很感兴趣,但我们的探索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经验细节。相反,我们研究不同来源的信息,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大众的,本地的还是跨地区的,来说明各种层次的参与者发挥的作用,并阐明参与者与其所处的更大环境之间的动态结构。研究广泛的各种政治经济资料,如地区生态、王朝命运、民族国家形成与全球资本流动,我们将深入理解微观动力。”(21)由萧凤霞教授和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教授、濮德培(Peter Perdue)教授编辑的主题为“亚洲内外”的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两卷,(22)试图遵循萧凤霞勾勒出的共同方法路径。一方面,美国学者的主要贡献表明了这种“定点”和“跨越大陆划分的空间联系”的分析方法的有效性。(23)这是在密切调查地方或地区案例、多种多样的资料、典型的历史事件或过程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在几乎所有的个案研究中,他们的“亚洲内外”视野也有其局限性。正如何安娜曾经评论的那样,他们对全球史的联通性的研究,在视角上仍然具有以亚洲为中心的局限:“其重点是亚洲区域之间的联系,当它试图突破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界限时,它仍然植根于亚洲的区域研究”。(2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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