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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3)

http://www.newdu.com 2018-03-13 《史学理论研究》 (德)汉斯·梅迪 参加讨论

    目前在将微观史与全球史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和亚洲的领域中,最有趣的项目之一是由意大利裔美国历史学家梅欧金(Eugenio Menegon)进行的。在他的一项研究中,梅欧金教授考察了17世纪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对天主教礼仪做出的调适。(25)他反对那种用进口或出口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宗教转移的简单化观点。他强调在近代早期、现代时期直到今天,新的基督教模式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当地宗教信仰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他目前正在致力于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清代北京的日常生活和权力网络:17、18世纪宫廷中的欧洲人”。(26)梅欧金在其中考察了一小群欧洲人的角色,他们中大多数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作为技术或科学专家受雇在北京的朝廷外围工作。但他们同时也是秘密的传教士,私下支持天主教在中国的社区网络的传播。在这个新的项目中,梅欧金似乎意在对北京朝廷的历史非中心化,同时揭示出科技知识、商品贸易特别是奢侈品贸易、正在进行的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等全球基础设施的出现是如何影响中国朝廷内外个人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皇帝及其封闭的朝廷不再是关注的中心,但他们成为由关系、机构和依赖性组成的一个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梅欧金致力于考察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前沿问题:2015年6月11日,我发现他在网上列出了稍后在剑桥大学一个演讲的标题“研究全球性中国的微观历史方法:漫长的18世纪欧洲人在北京的日常生活”。(27)
    通过这个项目和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本书,梅欧金重点从非欧洲的视角,也就是“多视觉的视角”,研究了早期近代中国—欧洲的互动。他把自己视为他所说的这样一种事业的参与者,用温和的和平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近年来恢复了的微观史学家与全球史之间的对话”。(28)
    梅欧金与其他学者当前的努力一样,想要改写早期近代的全球史。一些学者直言不讳地参考微观历史的方法,另一些学者即使没有明确宣称要遵循一种微观的历史取向,实际上也指向了相应的研究实践。
    在这个方向上,最近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进行了最引人注目的尝试。2014年,亨特教授出版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小书,标题为《在全球时代书写历史》。(29)她认为采用一种历史地(和历史学地)考虑全球化“范式”,可以避免她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全球史方法的缺点和局限。她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主要是优先考虑世界经济的进程,重点是那些“连接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分离的社会的重大过程”,如“商品与人员的国际交流方式”。(30)她建议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认为这“在研究早期近代全球化当中会特别富有成效”,(31)允许“以基本方法”修正全球化范式。亨特教授建议跨文化和跨地域而不是跨国的视角,即一种“有意识地跨越国界”透视“间隙空间”的视角。(32)例如,在作为空间的边疆、沙漠、河流和海洋中,(33)不同类型的历史在这里发生、交汇与互动。然而,在她的分析模式中,“自下而上的视角”的前沿性在于,它优先考虑“跨文化事务”和“地方文化模式”,如“不断变化的品味与情感”和它们通过人物、事物及其社会关联产生的中和作用。她指出,这些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发展的原动力,事实上是历史性的、起作用的“原因”,超越了全球经济因素和交易那种假定的首要地位。虽然没有明确地讨论,但亨特在这些历史结构和记录这些结构的资料来源中,考虑把“自我社会的交叉”(self-society intersections)作为书写新形式的全球史的必要出发点,特别是在早期近代时期。这似乎已经接近一种微观史的角度。(34)
    从概念上讲,林·亨特的立场,与“全球社交场所的微观史”的重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概念是达格玛·弗雷斯特在西奥多·沙茨基(Theodore Schatzki)的实践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应用和阐述的,并建议将之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试金石和全球微观史分析的出发点。(35)这一概念的相关性和使用体现在弗雷斯特自身的新兴工作之中,也显示在她的合作者与研究生的工作之中。(36)这种方法在她研究所谓的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英国海军部高等法院“战利品文件”(prize papers)项目中,看起来至关重要;英国国家档案馆对早期近代文件、物品和资料的巨大收藏,是由英国私掠船或军舰从被认为是敌方的船只上获取的各种物品的遗留物。这些物品很多都是英国在近代早期为寻求全球性帝国霸权而发动的无数海战中获得的。“战利品文件”是档案的残留物,既是英国海权争霸战争的产物,也是其明证。最近几年,国际学界已开始研究这些文件。(37)弗雷斯特和她的研究团队试图走得更远。他们正准备通过密集劳动来解密档案,提供关于战利品文件的文本、文物和材料对象的完整的、独特的全集,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研究资源:对档案进行完整、系统的数字登记与副本复制,结合元数据基础导向的研究,包括内容分析和在此基础上的解释。(38)这个项目为研究早期近代的全球互动收集了大量的定性的历史资料,其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如何从这种特殊的文件集和未来版“大数据”中选择合适的证据,形成微观史研究的脉络;如何将这种出发点上的新问题组织起来,并为发展全球微观史找到新答案。(39)
    学者们明确地追求、反思与运用全球微观史的方法,目前其方法论根基并非白纸一张。新一代的微观史学家们,偕同上一代的部分史学家,伴随着新视角的出现,把我们带进了新的研究领域。其中有塞布·阿斯拉尼扬(Sebouh David Aslanian)、(40)琳达·科利(Linda Colley)、(41)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42)安格莉卡·埃普勒(Angelika Epple)、(43)约翰-保罗·贾布里勒(JohnPaul Ghobrial)、(44)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45)弗朗西丝卡·特里维拉托,(46)等等。他们的作品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结束这一评论时,我想指出他们中的弗朗西丝卡·特里维拉托的贡献,因为她的研究结果与她在方法和概念上的思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特里维拉托作为年轻一代的微观史学家,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对西班牙系犹太人—犹太人贸易网络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个贸易网络体现为里窝那和阿勒颇两个家庭的商业伙伴关系在18世纪上半叶的跨文化运作和全球推广。她的研究与其他关注“无国籍”贸易侨民的著作联系在一起。但是,她从微观史角度出发,对早期研究的类别及其结果提出了质疑。她发现,这两个西班牙系犹太家庭密切的亲戚关系和宗教关系,并不能单独地整合和推动他们之间广泛的经济联系和交易,发挥作用的还包括他们娴熟经营的各种联系和由不平等权力关系及各种贸易网络构成的复杂世界内的“多样的、移动的和重叠的背景”,弗朗西丝卡将之称为他们的“集体世界主义”(communitarian cosmopolitanism)。(47)
    在一种“小规模全球史”的制高点上,特里维拉托介绍了她的几个方法和概念上的贡献,以及对微观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成就与不足进行的一种微妙和关键的评论。(48)我觉得特里维拉托对微观史发展状况考察中最显著的是,她从内部人士和从业者的角度做出的一种平衡的、积极并且关键的评估,即传记方法在迈向全球微观史过程中的成就,这在过去的十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在勾画“全球微观史”的未来视野时,她警告说不能把“早期近代环球旅行家的传记”单纯做乘法,这种做法把个人和个人机构太多地放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她鼓励相反的做法,即“不要将他们的杂合性理想化”。(49)
    作为具有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背景的第一代微观史从业者,我同意特里维拉托的希望,即未来的全球微观史应当自我具备一种“逆势而上的精神”(contrarian spirit),并运用以人、团体和实践为导向的方法论。它把传记方法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同时“继续尝试超越传记的体裁”。(50)
    全球微观史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也许不应完全集中在用温和的方式对待“全球社交场所”(达格玛·弗雷斯特跟随西奥多·沙茨基提出的),正如最近一次会议的标题指出的那样,应当关注“(各种)空间之间”,(51)关注在历史的转变与变化中各种空间内与空间之间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应该不要过多关注各个权力中心或整体位置,而是更应当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教授建议的那样,(52)从去中心的跨文化视角研究边缘和“间隙空间”。边界和跨越边界,贸易与通信根源,知识转移、翻译和交流,都在这其中发生;还有移动空间,如船舶、通信和贸易网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通过人和他们的社会世界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真实或想象的空间。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团体、机构和产品的“多元文化、社会或经济的联系”,(53)还有对范畴和概念在世界上的多种联系、传播及翻译的研究,看起来就很重要,在这个世界变得全球化之前,它们就已经参与了全球化的诸多过程。
    本文在2016年2月26-29日由马克赛因·伯格(Maxine Berg)和约翰-保罗·贾布里勒(John-Paul Ghobrial)在威尼斯组织召开的“空间之间:连接微观史和全球史”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宣读。此前一个较短的版本在2015年9月17-19日海德堡大学召开的德国历史学家协会早期近代史工作组第11次会议上,在由达格玛·弗雷斯特(Dagmar Freist)组织的“全球微观史视野下的欧洲”分组会议上宣读过。衷心感谢这两次会议的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感谢伊恩·格温(Ian Gwinn)见解深刻的建议。标题中的“微观史的扩展”借用了康策有关社会史研究的一种说法(Werner Conze "Sozialgeschichte in der Erweiterung",in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19(1974),pp.501-508)。康策是德国社会史研究的老前辈,他在学术生涯的晚期提出了社会史应从狭窄的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包括家庭史和政治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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