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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6世纪继承秩序探索中的主导权问题 传统型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影响下的亲子继承为主导的血亲继承制度呈现出皇权独裁化的倾向。皇帝、元老院和军队对皇位继承主导权的竞争关系则反映出皇权的多元化特征。在三者角力的纷争中，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并没有一个明确稳定的合法制度。这导致罗马帝国没有一个王朝能够真正巩固[5](P18)。1-6世纪皇位继承主导权的竞争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3世纪皇帝权威的主导阶段。皇帝权威主导的帝位嬗递方式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皇帝传统型权威发挥主导作用。这包括前任皇帝指定的父死子继(包括养子)，或者前任皇帝虽未指定但实际上是父死子继的情况。二是皇帝的超凡魅力型权威发挥主导作用。由于皇室家族被神化，紫衣家族具有了皇位继承的主导权。这表现为兄终弟及，紫衣女性称帝以及通过紫衣女性维系王朝的存在。在3世纪危机之前，在三者角逐中，皇帝权威的主导权占据一定优势，元老院和军人的势力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在某个时期起着决定作用。屋大维指定为继承人的马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屋大维的女婿)曾获得同保民官权和同执政官权，具有法理型权威。在阿格里帕去世后，奥古斯都又指定提比略(1iberius)(屋大维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也是屋大维的养子和女婿)担任保民官。塔西佗(Tacitus)认为，屋大维的目的是为了定下他的继承地位。这种做法可以打消其他人觊觎皇位的幻想[4](P124)。提比略在成为合法继承人时，除了担任保民官外，还拥有行省统治权。这两个头衔把他提升到仅次于奥古斯都的地位[11](P781)。这种安排使共治者具有唯一的法理继承的可能性。 第二阶段是3世纪危机期间，军人的主导权凌驾于元老院和皇帝权威之上。军人主导的帝位嬗递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军人通过政变上台。二是军人依靠军队选举的方式上台。三是在军人威逼下皇帝(或紫衣家族成员)指定，或元老院选举军人或其他人上台。康茂德(Commodus)去世后，军人对皇位继承的控制力空前加强。塞维鲁是第一位完全实现军事统治的代表。军人主导皇位继承的顶峰是将军们召开正式会议讨论在位皇帝伽里恩努斯(Gallienus)的生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由克劳狄乌斯二世继承皇位的决议。这表明任命皇帝的权力不再归属元老院，而归军人集团。 在3世纪危机期间，军人主导皇位继承呈现常态化，但是也曾经出现过元老院主导皇位继承的特例，即奥勒良去世后的皇位继承问题。奥勒良被军人谋害并造成了军人集团内部的猜疑与混乱。将军们认为他们无法从中选出一位清白的继任人选，希望元老院能够发挥传统的合法性权威，为国家指定一名元首[5](P38)。但是，元老院明白在军人当政时期元老院不可能再恢复这种主导权。元老院和军人集团之间推让长达两月之久，双方维持一种微妙的状态。在主导皇权继承问题上，皇帝已经出局，三者的角逐只剩元老院与军人集团的竞争。然而，最终元老院主导的这次皇位继承却以失败而告终。军人主导是3世纪皇位继承的主旋律，一直持续到戴克里先登基。 第三阶段是在强化皇帝权威基础上平衡皇帝权威与军人势力。这个阶段的典型代表是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度，而君士坦丁王朝的继承制度仍延续了这一特征。戴克里先的政治经济改革体现出君主集权的特征[12](P14)。在皇权问题上，戴克里先推行四帝共治，四帝共治反映出皇位继承过程中的皇帝权威的主导，同时隐含着对军人主导权的适当认可(表2)。他确立一种以皇帝权威为主导的皇位继承秩序。但是，在选择共治皇帝的过程中以及四帝共治后期的混乱中，皇位继承方式都体现了个人能力优先的原则。戴克里先选择的共治皇帝以及下一代凯撒都是拥兵自重的军阀。这一时期的皇位继承秩序探索呈现出皇帝与军人竞争的特点。 君士坦丁王朝的血亲世袭制逐渐稳固了皇帝权威的主导权，但是仍有军人主导的阴影。君士坦丁一世分封诸子于各地，确立了血亲世袭继承原则，以保障皇位在家族内世袭罔替[13](P91)，突显了血亲继承优先性的原则。分享继承权的凯撒是血亲关系在发挥作用，国家被三位血亲凯撒掌控[7](P333)。三位凯撒分权并没有能够排除军队在帝位嬗递中的影响。即使凯撒们在后来竞争中表面上是依靠血亲继承的合法性，实际上仍是军事实力之间的比拼。朱利安与其堂兄之间的兵戈相向是最好的明证[14](P165)。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强化皇帝权威主导权的努力内含着一定的不稳定性。在君士坦丁王朝之后的无王朝时期，军人主导权再次发挥主要作用。 第四阶段是从狄奥多西王朝开始的皇帝权威主导继承秩序的稳固阶段。从表2可以看出，在4-6世纪，皇帝权威的主导权逐渐恢复。虽然其间军人主导权仍在发挥作用，但是狄奥多西一世后基本确立了皇帝权威的主导地位。考虑到军人主导与王朝更迭的关系是人类历史上一般性的规律，5-6世纪的罗马—拜占庭帝位嬗递过程中的军人主导现象则并不明显。这一时期帝国巩固了君主专制制度，皇帝制度中的东方君主专制特征被进一步强化，皇帝权威在社会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罗马帝国固有的军人干政的恶疾仍无法彻底根除，只是由于皇权的强大压制了军人的冲动[15](P41)。这一时期也是共和传统消弭殆尽的时期，以元老院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对帝位嬗递已很难发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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