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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系统性、完整性、持续性都是世界法制史上所少有的。它所确认的监察制度建构、多元的监察机关体系、广泛的监察法律规范，都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运用法律约束权力、规范权力运行上的理性思维与智慧。 一 读何兆武《上学记》，里面都是西南联大的老教授们讲课的故事，其中有一章提到史学大家雷海宗，说道：“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 其实，真正的大家讲历史，往往不是沉浸在故纸堆里引经据典、照本宣科，而是信手拈来几个故事，娓娓道来、启发听者。 比如张晋藩老先生，他是中国法制史学界的元老，今年已经88岁了，最近接受记者采访，记者请他介绍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缘起。张老笑了笑，随口讲了一个故事： 战国时期，齐国官员淳于髡与齐威王一起饮酒，貌似酒量还不错，齐威王好奇地问道：“先生能喝多少才醉？”他回答：“一斗也醉，十斗也醉。”齐威王更加好奇，他解释说：“大王赐酒，御史在旁边，我哪敢多喝，一斗就醉了。” 这个故事记载于《史记》，张老为何要在回答监察制度缘起的时候，专门讲这个故事呢？ 让我们把视线移到战国。 战国两百余年，列国并起，七雄割据，混战不休，国君求贤改制，以期富国强兵，名士纵横捭阖，学者百家争鸣。中国的官僚体系也随之发生了最重大的一次变革，那就是封建官僚制度正式取代贵族世卿制度，以前贵族的封邑遍布天下，官吏亦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到了战国，封邑大都变成了郡县，即使是保留下来的少数封邑，贵族也只是“食禄而不治民”。那谁来“治民”呢？由封建官吏来承担。 官员不再是世袭，而是由国家任命，无论是中央文官的最高职位“相邦”，还是地方政府的主官“守令”，都由国家授予官玺，并在任期结束后予以考核，即“上计”。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收其玺免其官。《荀子》记载：“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可见，即使是“百官之长”的相邦，也不能游离于监督之外。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称：“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视“吏治”为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事。御史也就作为“治官之官”，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个古老的官职，从战国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古代监察官职。 也正是在战国，中国法制初见雏形，魏有《法经》，赵有《国律》，燕有《奉法》，秦有《秦律》，彻底改变了过去“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也为中国监察法制成文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所以说，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监察法制与制度便已滥觞，监察体系初步建立，正如那则小故事里讲的，即使是一言而得“精兵十万、革车千乘”，吓退强楚、居功至伟的淳于髡，在级别远远低于自己的御史的监督下，却也不敢放肆饮酒、君前失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