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24日，顾颉刚写给鲁迅一封信，声称鲁迅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登载的书信中说顾氏反对国民党，于是他决定“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1]
    
    鲁迅一生以原告的身份打过两场官司，一是状告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罢免自己职务，二是向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追讨版税。因笔墨而被通知要上法庭，这是唯一一次。而三个月之前，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在顾颉刚来中大两天后，辞职而去。从这些可以看出，鲁迅跟顾颉刚的关系可谓水火不容。鲁顾二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历史学家，相关领域不同，在唯一共事的厦门大学期间也无直面冲突，竟然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此间缘由耐人寻味，这段公案也一直为鲁研专家及近现代研究学者所瞩目，朱水涌的《厦门时期的鲁迅：温暖、无聊、寻路》，桑兵的《厦大国学院风波》都对此有所阐述，由于鲁迅研究资料的齐备，以往顾鲁事件多从鲁迅方面着手，随着《顾颉刚全集》的出版，翻查顾氏的日记和书信，再利用鲁迅研究资料，把双方的材料一一对应，对两人的关系作一个前前后后的梳理，找寻一下交往脉络的走向，或者有益于为这段公案整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视野。
    顾颉刚生于1893年，1913年入读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留校工作，同年鲁迅被北大聘为讲师。虽同处一校，但是顾氏文字中第一次提到鲁迅要到1924年，在此之前，顾氏交往更多的是周作人。1919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了《新潮》杂志，顾颉刚是新潮社第一批社员，到1920年，周作人加入新潮社，并当选为主任编辑，在他的推荐下，顾氏与毛子水、孙伏园等一起任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和丛书；周作人主持了北大的歌谣研究会，顾颉刚是会中的主力之一；而到1924年11月创刊《语丝》的时候，顾颉刚不仅参与了第一次语丝聚餐会，与周作人等共同商议语丝创办的具体措施，甚至连“语丝”这个杂志名的确定，也来自于他携带的一本《我们的七月》。[2]可以说，顾颉刚与周作人共事见面的机会更多。所以顾颉刚如果对鲁迅有印象，也会被周作人所影响。
    顾颉刚最早跟鲁迅有可能接触的时期是国学门研究所成立那一段时间，北大国学门1922年初成立，成立的具体事务，顾颉刚作为助教，参与最多，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与沈兼士商量研究所的进行事宜，拟写研究所章程，分配所内房屋等。[3]1922年1月14日，鲁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届委员。[4]可惜之后顾颉刚因为家中事务，这一年从1月底开始，除了中间两个月，基本在江苏老家，年底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3年底，他才结束在商务印书馆的事务，到北大任职，继续进行国学门的各项事务，包括学刊编辑与撰稿，编辑室和学会工作等。这就意味着要到1924年，顾颉刚跟鲁迅才真正身处同城，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1924年9月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同人合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顾颉刚日记中第一次提到鲁迅是1924年10月，而现存书信中最早提到鲁迅，是1924年5月10日写给妻子殷履安的信：“又想起陈通伯的话。他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创作的成就只有鲁迅，整理国故的成就只有颉刚。’我觉他这句话似乎抬得我太高了。地位越高，受人的责望就越重，我真有些怕。”[5]这段话的语境中，鲁迅是作为一个标杆存在，顾颉刚本身并没有提到对鲁迅的私人评判。1924年6月14日顾氏致妻子信，他直接评价鲁迅：“钱先生文中说孔家店有老牌的和冒牌的二种，这二种都该打。（《孔家店的老伙计》）他举出的打手，打老牌的二人，是适之先生和我；打冒牌的六人，是陈独秀、易白沙、鲁迅、周作人、适之先生、吴稚晖。……打冒牌的孔家店，只要逢到看不过的事情加以痛骂就可，而打老牌却非作严密的研究，不易得到结果。适之先生和我都是极富于学问兴趣的，他比我聪明得多，当然比我有力，但我的耐心比他好，旁骛的事业也比他少，自计亦有相当的优胜。除了我们二人之外，确是很难找到合作的人了。”[6]他认为鲁迅之类，“只要逢到看不过的事情加以痛骂就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显然是比不上他跟胡适，研究严密，对学问的要求较高。这个评价，对鲁迅是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论断，顾颉刚对比自己大十二岁、名气又大的多的前辈，并无敬意。
    1924年10月12日，顾颉刚的日记中记载，“与维钧同至鲁迅先生处。”这是他日记中第一次提到鲁迅。现存的鲁迅著作中（包括书信和文章等），第一次提到顾颉刚，也是这天，鲁迅当日记载：“下午顾颉刚、常维钧来”。两人把这次会面都记载在日记中，说明以前基本没有什么特别正式或单独的接触，双方都没有提及当天会面的内容，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在两个月之后的12月5日，他寄顾颉刚信并《国学季刊》封面图案一枚，这次的内容可能是谈论国学季刊，顾颉刚作为国学门具体事务的执行人，登门向鲁迅讨教是可以理解的。15日，鲁迅收到顾颉刚信，这大概是顾颉刚的复信。
    此后两人的交往并不多，鲁迅由于跟周作人兄弟反目，为避嫌基本不参与顾颉刚等人每月的语丝聚餐会，在他跟顾颉刚正式会面之后，整个1925年，鲁迅日记提到顾颉刚只有两次，分别是在8月14日收到顾氏信，20日回复。顾颉刚在日记中只提到一次，即是8月14日给鲁迅写信。另外则是5月26日致胡适信：“悉乾隆本《大名志》为教育部藏书。现已函鲁迅先生代借，想承允可也。”[7]就所见内容看，顾氏只是为老师胡适借书，其他也没什么值得记叙的事，两个人算是最普通的泛泛之交了。
    在几乎没有往来的一年中，出现了“女师大”事件，《现代评论》的陈源和周氏兄弟打起了笔战。这个笔战，在顾颉刚的事后回忆中，认为是两人交恶的由头。
    1925年5月，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许广平等六人，27日，鲁迅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七位教员签名《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批驳杨荫榆。30日，陈源在《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五期发表《闲话》，认为鲁迅拟稿的这篇《宣言》，是“挑剔风潮”，并暗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当天鲁迅写了《并非闲话》予以回击。双方的笔战一时间火力大开，这个论战，中间夹杂着鲁迅控告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女师大抵抗运动等事件，陆陆续续一直在《语丝》、《猛进》、《现代评论》、《晨报副刊》等进行。
    1926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发表致徐志摩长信，攻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这个指控是十分严重的，鲁迅第二天就以《不是信》加以批驳，后来在《华盖集》正续集对陈源进行鞑伐，甚至在十年后《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还提及此事，可见鲁迅对此耿耿于怀。陈源敢指名道姓说鲁迅抄袭，根据顾颉刚的说法，是因为他告诉陈源，鲁迅抄袭了盐谷温。
    顾颉刚的日记中有很多补记，根据日记的凡例：“日后补记者，附于当日之后。若补记日期相距不远，则以较原记缩一格相区别；若补记日期在隔年之后，甚至相距数年或数十年，则更以楷体字相区别。”所以补记是基本能够分辨的。在1973年，他对早期日记尤其是鲁迅有关的条目下大多进行了补记，这是几乎相隔五十年的记叙，对当事人的观感显然未必一致。1973年日记补记陈源，有一段描述文字，说“予与彼向不相识，徒以予在期刊上发表文字多，为所注目，又以予为近同乡，乃常至予家谈话，遂为稔友。”[8]从日记追索，自1923年12月陈源的名字就开始出现，陈源是无锡人，跟顾颉刚类似于大同乡，1924年到1925年，顾颉刚在日记中提到他有25次之多，互相拜访，谈话，通信，饮宴，显然关系很好，从日记中还可看出，时间愈后，来往愈密切，如果是规模较大的聚会，还会有胡适，说明他们是属于一个圈子。现代评论1924年夏天创刊，陈源约稿，顾颉刚就给现代评论写文章，不过基本不涉及时政，而是顾氏擅长的史学文章，比如《古史研究法》、《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等。[9]所以这段文字大致准确，两人确实是稔友。论战之前，顾就已有亲疏远近之分。
    在此之前，顾颉刚对周氏兄弟中的周作人，观感就不好。1920年他对周作人加入新潮社十分期待，但两年之后态度大变，1922年6月19日致刘经庵的信中说：“歌谣研究会事，一言难尽。先是这会由刘半农先生担任，他出洋后，由周先生接下去。数年来无声无臭，没有作一点事。
    ……
    我唯一的悲观，就是这辈所谓新文化 运动大家的不可靠。我是在北大多年了，北大是号称新文化的出发点的，里面负大名的人着实不少，但真实做事情的，有那几位？除了蔡孑民、胡适之两位先生以外，再有别的人吗？大家看了虚名的可以招致外边的信仰，大家努力造名望：自己职务上的事情不做，专做文章去发表。
    周先生最坏的皮气，就是职衔尽管担任，事务尽管不做。”[10]
    顾氏自己是一个非常精力旺盛的人，光看他1925年8月15日条下补记的在处理的事务就有：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年表，研究所杂务，清室善后会，孔德学校讲义、语丝、现代评论、猛进、文学周报、鉴赏、救国特刊、京报副刊、南开周刊、孔德旬刊、崔东壁遗书、崔述、朴社、《国语周刊》、读世界史、读古书等20多项，周作人做新潮社编辑主任，两年才出一本杂志，歌谣研究会三年没有出成绩，在顾看来是尸位素餐，当然非常不满，从这封信来看，他真正认可的就只有蔡元培和胡适，并且十分不屑“专做文章发表，努力造名望”的新文化大家，而这些特征，恰恰是周氏兄弟的特长。他又认为周氏兄弟“只要逢到看不过的事情加以痛骂就可”，技术含量不高，学术也不行，1925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补记到：吴山立君告我，谓吴稚晖先生说，近为国学者惟胡适之、顾颉刚，其次则梁任公。若章太炎则甚不行者。[11]这个补记，显然是以外人的口吻来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隐然有一种得意的味道。既然章太炎都不行了，那太炎门生更不在话下。
    到女师大风潮，陈源跟周氏兄弟笔战之后，在他心里，周氏兄弟的地位更为下降，变成了被别人利用而只擅长写文章的打手，1950年顾颉刚有一个自传，内中写道：“李石曾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具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会拨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12]虽然这是五十年代顾的想法，但在1927年他致罗家伦信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东南校长已派定否？弟意，石曾先生个人固好，但他与北京一班学阀关系颇深，（三年来，他们戴石曾先生为领袖，以易培基先生为武器。）他如长校，北京一班人必来，而东大将自此无宁日。此非弟之过言，过去数年中事实俱在。推原他们所以占势力，由于为章太炎学派。当他们初到北京时，弟上他们的课，觉得很不错。但自从他们各占主任地位之后，一意固植自己势力，学业荒芜已甚，教课亦松惰异常。……以自己一班人不会做文章，故竭力捧周氏兄弟，而周氏兄弟以厚负时誉，遂自视为口含天宪，有朕即真理之气概。风气所趋，害了一班盲目的青年，专以刻薄尖酸为事，视骂人为惟一之文材。”[13]如果说这时对鲁迅的攻击是因为厦大、中大事件之后失和，但看他1926年日记，则这种态度是一以贯之的，1月17日记补记中他写道：“《语丝》近来文甚少，屡邀予作，未之应。昨来函，谓将以无文停刊，想不忍见其夭折。因以旧日笔记一则抄与之。予近日对于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诟谇，不啻村妇之骂也。今夜《语丝》宴会，予亦不去。”[14] 3月13日又开了这一年第二次的语丝聚会，顾颉刚仍然未去，并且态度更加激烈，宣称以后永远不去：“昨日语丝宴会，予仍未去。此后永不去矣。鲁迅等在报上作村妇之骂，小峰又以《言行录》事屡怂恿鲁仲华来找麻烦，均可厌。[15]”顾给杂志写文章，一般不写时论，因此也不会与鲁迅等人发生正面冲突，《语丝》后来刘半农都纷纷加入对陈源的笔战，同在《语丝》发文的顾颉刚，却始终没有发文参与，隐隐然已经站定了立场，他把对周氏兄弟的厌恶之情写在日记里，只是因为往来不多，在表面上不至于撕破脸。但是私下他为陈源提供了攻击鲁迅的材料，就是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说。1927年2月11日，顾颉刚日记中记载：“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3月19日顾氏致容庚的信中也说：“ 因鲁迅在那边作教务主任，他因我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蓝本，恨我刺骨，时时欲中伤我也。”[16]
    由此可知，陈源公然指名道姓攻击鲁迅抄袭，是来自于顾颉刚的告知。抄袭的说法是怎样形成的？从搜集的资料来看，如果不是恶意污蔑，那更有可能是一个误会。顾颉刚的中学同学郭绍虞，当时发起了“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1921年他把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小说部分编译为《中国小说史略》，在上海中国书局出版，署名郭希汾。郭氏译本的内容，跟陈源攻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情形一模一样，因为书名相同，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源头的某个人，看了郭氏译本后，混淆了两书，误以为是鲁迅的著作，从而推导出鲁迅抄袭盐谷温的结论？郭绍虞从中学时代起就是顾颉刚的好友，顾氏有极大的可能性看到他编译的著作，当然，也不排除有人用心险恶，特意混淆事实，来达到攻击鲁迅的目的，但从顾氏自己日记看来，他根深蒂固地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抄袭的，联系到他1922年写给刘静庵的信中提到周作人“周先生呢，他是一个鼓吹文学的人。他对于文学确有心得，不是随便剽窃的，这是我们可以相信”，而鲁迅从1920年底就开始教授《中国小说史略》讲义，不得不让人怀疑他这句话意有所指。
    无论如何，认为鲁迅抄袭盐谷温的说法，在陈源挑明之前，就已经在北大沸沸扬扬了，甚至连鲁迅本人也有所耳闻。[17]顾颉刚是否为源头，不能确定，但不可否认，他内心对鲁迅是不以为然的。
    在不相交往，基本相安无事的情况下，由于北京高校欠薪日久，以及政局动荡不稳，顾颉刚跟鲁迅先后选择了南下厦大，终于导致了矛盾激烈化。
    1926年5月8日，语丝社在中央公园为林语堂饯行，林将要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任文科学长，他邀请顾颉刚一起去办研究所。顾认为“我在京穷困至此，实亦不能不去”。[18]鲁迅何时被邀去厦门，由于资料的缺乏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6月17日，鲁迅致李秉中的信中就提到：“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19]所以林语堂5月10日和鲁迅的大陆春宴会，13日，鲁迅和马裕藻、许寿裳在宣南春的饯行会，19日，女师大的饯别林语堂茶话会，这几个宴会上林语堂有可能邀请了鲁迅去厦门。
    由于将离开北京去同一所学校任职，鲁迅跟顾颉刚又开始有所往来，并分别记载在他们的日记中。
    5月15日，顾颉刚与傅彦长、潘家洵一起到鲁迅处，谈话半小时。[20]
    6月15日，顾颉刚寄赠鲁迅《古史辨》第一册一本。[21]
    到7月份，去厦门的事情基本确定，7月1日，沈兼士送来厦大的聘书两份，聘任顾颉刚为研究所导师及国文系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同一天鲁迅的日记也记载收到了在厦门林语堂的信，4日再次收到，虽然不清楚这些信中内容，但从其他资料可以看出鲁迅已经确定去厦门，9日顾颉刚致胡适的信说：“兼士先生拟于本月底到厦门，俟一二个月后研究院布置就绪，即回京。……我和他同行，鲁迅先生八月底行。研究院计划，拟分三部，一研究部，一陈列部，三编辑部。我想请张亮丞先生（星烺）前去，兼士先生亦谓然。”[22]7月28日，鲁迅收厦门大学薪水四百元，旅费百元，将去厦大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23]当天顾颉刚分别到江绍原、沈兼士处商量厦大国文系课程和研究院进行计划，鲁迅一起去了。8月5日鲁迅又收到顾颉刚信并《孔教大纲》一本，而这一天顾颉刚已经在赴厦门的途中了。赠送图书，交换行程信息，一起开会商讨课程及研究院计划，这一段应该是鲁迅跟顾颉刚交往最频繁，关系最紧密的时期。
    8月21日，顾颉刚到达厦门大学，与之一起同行的有沈兼士、陈万里、黄坚、潘家洵。顾氏跟沈氏，是厦大早就下了聘书请的教授，其他人都还没拿到聘书，潘、陈、黄都是顾的老友。
    8月26日，鲁迅从北京出发南下，9月4日到达厦门。从此鲁、顾都身处厦门，陷入这一团人事纠葛的漩涡。
    到厦大三天后，鲁迅就认为林语堂被人掣肘：“校长有秘书姓孙，无锡人，可憎之至，鬼祟似皆此人所为”，鲁迅立即觉得，厦大的情况跟他想象中的很不同，厦门的食物不对他的胃口，他对顾氏一行人中某些人也看不惯，“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令人聆之气闷。”这是暗指擅长唱戏的陈万里，基本上，这时鲁迅的心情并不好，如此对厦大的观感也连带着降低。
    观察顾氏的日记可知，这段时间，顾颉刚、沈兼士、陈万里、潘家洵、黄坚等经常一起游玩，鲁迅基本不参加他们的活动，而孙伏园是两边兼顾，左右逢源。顾跟鲁迅，是规规矩矩最普通的交往，比如8日，顾颉刚送鲁迅宋濂《诸子辨》一本。[24]又如顾颉刚要为胡适的《封神榜》作序，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请鲁迅借书。鲁迅不参加顾氏圈子的日常交游，但对他的要求是答应的，“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钞出，因看数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覆书。”[25]
    
    顾颉刚签名送给鲁迅的著作
    在如此疏离平淡、可以不发生接触尽量不发生的关系下，鲁迅心里，对顾氏小圈子已经有了更多的不满，顾氏带着的一群人，在还没有聘书的情况下，就去了厦大，虽然稍有阻碍，但还是解决了问题，纷纷拿到了聘书，颇有点生米做成熟饭，先下手为强的味道。而鲁迅想推荐的许寿裳，却因为他觉得林语堂做事颇受掣肘，连开口推荐都比较艰难。[26]他在2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到：“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从前在女师大的黄坚是一个职员兼林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生风作浪，我现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来。”[2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1、顾氏小圈子成员是集团作战，2、这些人都是顾颉刚推荐。3、在此地几乎没有可以交往之友，只能勉强自己跟孙伏园往来，而之前14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还在埋怨孙氏传播他跟许广平的恋爱流言。脱离了自己熟悉的北京，身处异乡，同从北京来的一批人，跟自己又不同路，鲁迅有一种要孤军奋战的感觉。
    果然没过几天，鲁迅跟顾氏小圈子的人就起了冲突，对象是黄坚，任厦大国学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据鲁迅所指，黄故意在分配器具上刁难鲁迅，鲁迅“在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虽然是生活琐事，但双方摩擦很激烈，再加上鲁迅认为国学院越看越不行，院中的人“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鲁迅希望辞去国学院研究教授的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28]这个辞职以林语堂的坚持而作罢。
    如果说前段时间，顾颉刚在鲁迅眼中，让人不喜的原因只是贴着胡适门徒、陈源之友的标签，他荐了一些兴风作浪的人，但自身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陈说的劣迹，喜欢唱戏，用尖锐的声音刺人耳膜的是陈万里，喜欢刁难人的是黄坚。到了9月30日，鲁迅却认为，顾颉刚在这些人中十分阴险，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再次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管他了。”[29]荐引的七人，不知是哪七人，当时在厦大的就是张星烺、黄坚、陈万里、潘家洵、丁山，这些人确实都是顾颉刚引荐，就连顾后来否认的张星烺，从前面致胡适信件看，也是他推荐给沈兼士。而在鲁迅对顾氏不停荐人颇为不满的同时，顾颉刚在30日日记补记中还记挂着要继续荐人，计有：容肇祖、钟敬文、钱南扬、傅仲德、金少英。[30]容肇祖、钟敬文都是民俗学家，钱南扬是戏曲史家，金少英是史学家，都是顾氏研究相关领域的人，显然如果全部引进的话，就是顾氏圈子包围厦大了。至于不管外事，专看书的舆论，这倒不是烟幕弹，顾确实认为，到厦门可以专心看书，但同时，喜欢做事抓权，也是他的一贯风格，他认为如果要做好学问，必须有权力，1921年他跟同学王伯祥就吐露过这个观点：“我对于做事上的观念，以为不能无权。这个权，我们决不是要争他，又决不是要弄他，只是让他正当的来，来后我们便正当的使用下去，也不要让他无端而去。所谓权，并不是耀武扬威的家伙，也不是蝇营狗苟的法门，只是做事的一种力量，有了他便可使我们做事加倍有力。……若是想日益进步，随了自己的学问去措施一切，则非做一个有力量的职员不可。”[31]在他的眼里，抓权并不是外事，而是跟学术研究相关的内容，所以要做学问，也要有权力，但在鲁迅眼里，这明显是个悖论，顾氏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他感觉自己被欺骗了。虽然如此，顾对鲁迅来说，还不是影响力太重要的人物。换几次宿舍，难吃的厦门饭菜，时不时设点障碍的黄坚，阴险的胡适陈源之徒顾颉刚，这些都还只是鲁迅在厦门的“小刺戟”[32]，鲁迅决定“还可以暂时敷衍，再看情形”。
    但10月16日鲁迅就决定要在学期末离开厦大，因为周鲠生将来厦门做法律系主任，“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这个时限，比他最初想象的一两年，缩短了很多。他讨厌的研究系的势力，要膨胀起来了，“研究系比狐狸还坏”，在20日致许广平的信里，鲁迅再次表达了对顾颉刚的厌恶：“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33]，而顾颉刚在1926年1月的《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写道：“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34]
    这个时期，顾颉刚的日记及书信中，则还未透露对鲁迅的态度，他一如既往地记录着自己与鲁迅有关的事，比如9月25日与潘家洵到伏园、鲁迅处，9月27日到伏园及鲁迅处谈话，10月14日去听鲁迅30分钟的周会演讲，10月16日去鲁迅处。10月22日，鲁迅来谈。对照双方的日记可以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事，自从9月20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里提到了顾颉刚，说他是胡适的信徒，十分浅薄之后，以上顾氏日记中记载的两人接触，鲁迅在日记中都不提及，推测其原因，或者因为鲁迅觉得不重要不写，或者是鲁迅不想在日记上写下自己厌恶之人。
    章廷谦事件使鲁迅对顾颉刚更加反感。章廷谦欲到厦大求职，鲁迅为之汲引，一步步按部就班，接近成功，在双方的互相通信中，他们发现顾颉刚也参与了此事，并且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章氏信不存，鲁迅10月23日致章的信中说：“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35]某君就是顾颉刚，从他日记和书信可以论证，12月25日日记补记说：“兼士先生甚不可信，我反对川岛的话，他全都告与鲁迅兄弟了。”[36] 1927年致钱玄同的信：“林校长是胆小而糊涂，语堂先生是胆大而糊涂，他们手下各有一班兴风鼓浪的人，以致各走极端。……我到此后，曾在兼士、语堂二先生前说川岛不适宜于研究院，这是为公，但他们告与川岛知道，于是我便坐了“向林校长暗送秋波”的罪名了！”[37]顾颉刚在林语堂面前反对，在沈兼士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且说明，鲁迅来谈的几次，顾颉刚并没有透露自己反对章廷谦来厦的想法。这不仅印证了鲁迅对顾颉刚作出的阴险结论，还让鲁迅感觉到顾颉刚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顾颉刚除了反对鲁迅派系的人来厦大，并忙着荐属于自身阵营的人，鲁迅11月1日、3日致许广平的两封信里都说起顾当时极力推荐程憬，注明程是胡适之的书记，[38]程憬入厦大事因为经费不足未成，顾就计划让他代替孙伏园在南普陀寺里的国文课位子，据鲁迅观察“……从昨天起，顾颉刚已在大施宣传手段，说伏园假期已满（实则未满）而不来，乃是在那边已经就职，不来的了。今天又另派探子，到我这里来探听伏园消息。……你看研究系下的小卒就这么阴险，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恨。”[39]荐人的事持续了半年，到1927年1月，顾颉刚终于介绍程憬做了国学院编辑。
    鲁迅既然希望离开厦大，于是就在其他各校寻找机会。11月5日，去广州中山大学接洽的孙伏园回到厦大，跟鲁迅说了中大的意见：中大希望请鲁迅去教书，没有聘书，但孙伏园自己却有聘书，聘请许寿裳的事情尚无结果，中大还电请了其他人，其中包括顾颉刚。[40]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几点，一，信息来自孙伏园；二，鲁迅在十一月初就知道中大也将聘请顾颉刚；三，中大请教授，居然鲁迅无聘书而孙伏园有聘书，与常理不合。这牵涉到后来鲁顾闹翻的一件事，就是顾颉刚认为鲁迅销毁了中大托孙伏园带给他的聘书。顾颉刚1927年4月18日记补记说：“今日晤孟真，始知中大聘书，去年伏园回厦时即已托彼转交，而为彼所吞没。即此可证他们之反对我，早萌芽于厦大风潮之前。惟手段如此卑劣，则为想不到者。”[41]4月22日记载：“予昨告绍原，我的聘书为孙伏园吞没。绍原以告鲁迅，鲁迅遂以诘骝先、孟真。盖他们对鲁迅均说予有聘书在手者。”[42]1955年的自传中又写成：“厦大的风潮消息传了出去，广州中山大学的委员会只知厦大闹风潮而不知道鲁迅和我的纠纷，决议延聘鲁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适值孙伏园到粤参观，校中就把两份聘书交给他转，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的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43]
    鲁迅在1926年11月11日记载这天收到了李遇安的信及中大聘书，李遇安当时在中大任职。也就是说，鲁迅的聘书并不是孙伏园所带，而是由中大寄出，所以孙伏园回厦的时候只有自己的聘书没有鲁迅的聘书。如此1955年顾氏推测的孙伏园带回两份聘书，鲁迅和孙伏园商量后销毁顾的聘书，是不存在的事实，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两份聘书。至于顾的聘书，很有可能是中大确实托孙伏园带了，孙却没有给顾。或者是，顾当时也没有聘书，[44]孙伏园知道中大要聘顾，但选择了隐匿这个消息。因为孙伏园回厦门后，11月6日就跟顾颉刚会面了，此后几乎每天见面，但顾氏日记里却丝毫没有记载有关中大的信息，孙伏园把某个友人在南昌后杳无音信的消息都跟顾说了，却不谈及中大要聘请顾颉刚，这一点耐人寻味。顾颉刚到中大后被告知孙暗中藏匿了他的聘书，那时他跟鲁迅已经势成水火，孙跟鲁迅的关系密切，顾潜意识就会认为鲁迅是主谋，对鲁迅就更加仇恨了。
    鲁迅起初到厦门，就是因为北京欠薪日久且政局不稳，南下是为“为生计计”，到厦大之后发现，文理科互相倾轧，“正与北大一样”，争房屋争经费，理科“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无所不至，妾妇之道”，文科众人，又大部分由顾颉刚汲引，“研究系势力膨胀”，“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不下于北京”，除此之外，还有地域之争，“闽南与闽北人之感情如水火”，让鲁迅觉得，北京大沟不干净，厦门小沟一样污秽。厦大的学生，也并不喜欢抗争，“大学生都很沉静”，整个学校的气氛，是不死不活，颓唐至极，“周围像死海一样，实在住不下去”。在生活起居上，搬家几次，不胜烦扰，[45]吃的方面，有米中掺沙、饭菜口味不惯等事，包饭厨子也让鲁迅烦心，这成了他的心病，后来甚至认为“其实此地最讨厌者，却是饭菜不好”，这种抱怨在两地书中贯穿了厦门生活的始终，说明一直都没有解决。从精神到肉体的各个层面都不能让鲁迅满意，显然不会在厦门再呆下去了。除了以上各种外部因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去广州能够跟许广平团聚，这也是鲁迅离开厦门的动力之一。
    11月28日，鲁迅在信中正式确定说：“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鲁迅既已决定离厦赴粤，因此只对顾颉刚等做冷眼观，看他“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学问似乎已经讲完，听说渐渐讲不出”。
    鲁迅离粤的消息，在顾颉刚的日记中，却要迟至12月26日，才补记说得知鲁迅将于一月后去中山大学，既为补记，一般还要迟于这个日期。而鲁迅在11月25日信中，就说到厦门报上载了他将赴中大的消息，12月15日，鲁迅自己也将离厦的讯息散播开去，即使15日起顾颉刚去泉州等地考察，到24日才回校，可以说他不通讯息，另一部分，也可知鲁迅之前丝毫不透露口风，其他知情者也没跟顾颉刚说起此事。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顾不注意鲁迅的动向，从他的日记中，到1927年2月11日之前，对鲁迅的记载都是中立的描述，不带感情色彩。
    1926年12月31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一切职务。之后几天，校长林文庆、理科主任刘树杞都纷纷前来挽留，但鲁迅在这段时期内坚决认为“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1月4日学生会欢送鲁迅，顾颉刚亦赴会。他当日条补记为：“鲁迅先生来此，甚得学生信仰，此次到广东中山大学，即有四生随行。夜中文科生又开会作别，闻席中颇有鼓吹风潮之言。”[46]这是置身事外的记叙法，1月6日，因为沈兼士、鲁迅辞职事以及报纸说法，国学院开会质问林文庆，顾颉刚等都参加了。报纸是指“前日《思明报》上，载林校长对人说鲁迅之走，系由国学院内部分为胡适派与鲁迅派之故。开会时，万里质问之。”[47]
    但是到了1月7日，学生们的矛头纷纷指向了理科主任兼校长秘书刘树杞，鲁迅日记及书信中，谈到此人并不多，最严厉的一次也就是不满意理科主任为何去任国学院的顾问，但厦大学生却认为鲁迅出走，是因为刘树杞作为办理行政事务的校长秘书和理科主任两方面刁难了鲁迅。这个说法后来因为林语堂的自传回忆录的扩散，则流传的更广。桑兵认为突出鲁迅与刘树杞的矛盾，有被林语堂一面之词误导之嫌。但从当时的记载看来，林语堂是在当天的形势影响下做出这个判断的。
    从顾颉刚的日记中，可以看到，1月6日，国学院同人公饯鲁迅，群贤楼一带，贴了很多驱逐刘树杞的揭帖，7日学生们罢课，限校长于夜十二点前答复。8日刘树杞辞职，但校长布告挽留，因此仍继续罢课。一直罢课到10日，12日厦大提前放寒假。刘树杞势成骑虎，不得不走。在林语堂看来，学生们反对刘树杞的运动搞得如此之大，显然是刘在鲁迅离厦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罪魁祸首是刘。另一方面，林语堂在厦大，因国学院与理科的龃龉，最后导致他自己也离开厦大，他对理科头子刘树杞，不能说不痛恨，而这一点，无形中也影响了他对局势的判断。
    13日校长饯别鲁迅及刘树杞，顾颉刚当日在场，说宴席“几不欢而散”。他在2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描述这一过程是：“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的信仰的，大家觉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钟于刘楚青，说他的走是刘氏夺权的结果。同时，各科主任对于刘氏亦作消极的攻击，对于学生的罢课风潮不加制止（各科主任多闽南人，闽南派甚至排斥外江派，看刘氏以外江派而极得校长的信任，蓄意去之已久）。刘氏受教职员与学生之两重攻击，乃不得不去。于是刘楚青与鲁迅乃同时出校。”[48]
    在这次风潮中，顾颉刚更多考虑到这是一次机遇，他所认为的最大敌人，还是理科派系，1月7日他写信给容庚：“此间情形愈弄愈糟，……只因理科教员排挤我们，而校长又听信他们，以致我们一切不能发展。语堂先生有热心而无处事之才，徒然对于校长生出许多恶感。鲁迅到广东，学生方面极惋惜，推其原因，则由于理科之排挤及校长之不公，故这几日正在鼓动风潮，大家觉得大难临头，皇皇不安。此次风潮破露，如我们不得胜利，则语堂先生势必一走，而我们亦不得不走。如语堂先生因胜利而不走，则我们亦不便走。”[49]从这封信看出，顾认为是鲁迅出走是理科排挤和校长处事方法的问题，他的态度很旁观者，并把这个风潮看成是跟理科斗争的机会，如果失败了，北大派系可能就不得不走。
    在这谋生的期望下，鲁迅感慨道“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不过结果是不会好的。有几个人还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
    这是说顾。顾颉刚7月24日致老友叶圣陶的信中说到：“即如此次厦大风潮，以刘楚青之利害而主张留我，其实我那能做刘氏的一党，不过因为北大去的人，别的不理他而我肯给他一点面子，他上我的当而已。又如林文庆，他提倡孔教而我反对孔教，但他犹信我，也不过因为我没有指名骂他，见面时佯为恭敬而已。”这从侧面说明，在很多人眼里，顾氏跟校长林文庆的关系很亲密，而且顾对林很恭敬，1月9日鼓浪屿的校长为鲁迅饯行上，校长还当了很多人的面，招他入小室谈话一小时。
    所以鲁迅看在眼里，顾颉刚在这个当口跟校长如此亲密，显然为了利用机会高升，排挤他人，向上谄媚，顾氏人格方面，很成问题。
    1月15日，鲁迅离开厦门，顾颉刚先是去送别，后来又去鲁迅船上造访。并在日记中称为“鲁迅先生”。鲁迅日记中不载其名。
    厦大的这一段时间，分别从两人的文本来看，鲁迅对顾颉刚的观感经历了胡适门徒——陈源之徒——做人阴险——为钱献媚，他最初跟顾颉刚仅保持点头之交的关系，认为顾氏是胡适的门徒，跟自己不是一路人，但是个埋头看书的学者，后来发现他两面三刀，颇为阴险，之后看到他日日夜夜安插私人，热衷于攫取权力，再后来更觉得他为了高升，投靠林文庆，置学生于不顾，在鲁迅的心中，顾颉刚的人格可谓破产，他对其充满了厌恶，前期顾氏跟他往来的动态，还能在他日记中看到一些痕迹，到后来基本不见他的名字。
    而从顾颉刚书信日记中，鲁迅的出现都颇为中性，比如借书、往来交谈、同席饮宴，到鲁迅离开厦大为止，他的日记和所见书信中都没有贬损鲁迅的字眼，跟1926年初《语丝》《现代评论》骂战时说自己对周氏兄弟有恶感不同，在厦大时他基本不写对鲁迅的观感，鲁迅与其来往一般就当日记载，偶尔有一些观点都是补记，可以说他不注意鲁迅的动向。这个期间，他颇为忌惮的倒是章廷谦，在章到厦门之前，他在信中说：“川岛也要来了，这使我很怕，这种人的挑拨，未能成毫末之事而足败邱山之功。”[50]1月9日鼓浪屿饯行鲁迅宴会上，“林校长当了许多人的面，招我入小室谈话一小时，我很怕川岛挑拨感情，故归时即当众宣布之。”[51]这不知是否是他感觉章廷谦跟鲁迅等会面会导致鲁迅等发现他前后不一，也可看出当时在厦门，顾颉刚跟章廷谦的关系颇为紧张。
    学校风潮过后，林语堂不能再留，顾颉刚颇有去意。他到处觅新的学校，2月收到武昌中大和燕京大学的聘书，到3月1日收到傅斯年信，说广州中大要聘请他。这也就表明了，他如果去中山大学，将又和鲁迅成为同事，而在这中间发生颇可引人注意的一件事，那就是他跟鲁迅正式撕破脸。从两人此前的文本可以看出，鲁迅非常讨厌顾颉刚，在跟许广平和章廷谦等人的书信中都有所表示，但是鲁迅并没有跟顾颉刚正面冲突，民钟报说厦大是胡适之派跟鲁迅派的冲突导致学潮，鲁迅跟顾颉刚都赴了该报的宴会以示无事，而顾颉刚的书信日记则一直以中性描述厦门的鲁迅，对鲁迅的出走，顾认为是理科、校长林文庆以及刘树杞的行为导致，他一直没有把自己置身于事中，2月2日跟胡适的书信中还称呼其为鲁迅先生。但到了2月11日日记补记中，顾颉刚写道：“宾于告我，闻川岛言、鲁迅说，‘宾于、式湘因为是顾颉刚荐的，所以偏偏不用。’他现在正托川岛觅国文教员。按，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52]
    从这封信可知，鲁迅已经不掩饰他对顾颉刚的反感，由此顾氏才知道鲁迅原来对他如此厌恶。鲁迅1月18日到达广州，2月10日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人事任免上有一定的权力，而顾颉刚推荐的人去中大，被其拒绝。顾颉刚回顾自己与鲁迅交恶的原因，认为鲁迅肯定是知道自己传播了他抄袭盐谷温作品的消息，从一点来说，顾颉刚并不认为他们在厦门共事时有冲突。
    厦大国学院因为经费和人员流失问题，终于停办，3月傅斯年写信要顾颉刚去广东中大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鲁迅知此间研究院停办，讲朱骝先邀其余人而独排我，孟真则欲招我。”前面是顾氏推荐人被拒，现在据顾记载，已经发展到鲁迅要求朱家骅不能聘请顾。他不得不再次审视自己跟鲁迅交恶的原因在何处，他总结如下：
    1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
    2 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
    3 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
    4 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总之，他不许别人好，要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这种思想实在是极旧的思想，他号“时代之先驱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可已，何必妒我忌我！[53]
    顾颉刚还是认为揭露抄袭是最根本原因，其次是胡适派与鲁迅派的缘故。至于三四点，从资料看来，顾氏在去厦门之前就定了薪水是二百四十元，到厦门后，8月25日改为研究教授，9月份的工资还是拿240元，说明这个职位变动对薪水没有影响，鲁迅也是研究教授，从7月接到厦大的薪水就是400元，八月九月一直都保持这个水准，明显在厦大看来，鲁迅的地位是要高出顾颉刚很多，所以顾氏自认为“平起平坐”之势，是不存在的。
    国学院虽然停办，但顾颉刚还存万一的希望，希望能够恢复国学院，并与张星烺一起起草改组计划，挽留人员，但这件事终于失败，武昌中大和燕大都邀请他，但顾开出条件后皆未收到答覆，未知究竟如何，顾孟余跟他说武昌中山大学经费设备都很缺乏，让他去广州中山大学，傅斯年也写信邀其赴粤，于是顾颉刚3月16日写辞职书，决意离开厦大去广州，中大虽有傅斯年坐镇，他的心却并不确定，做好了两手准备“能否使我生活安定，专心研究，则未必可。因鲁迅在那边作教务主任，他因我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蓝本，恨我刺骨，时时欲中伤我也。如去后办事不顺手，弟当然到燕大。”[54]
    一方面，顾颉刚在厦大、燕大、武昌中大之间回旋，但是都还没有确定的消息，到4月10日，他跟容庚表决心说：“弟事果为鲁迅所阻，今改派弟购书。如燕大决聘弟，弟即可向彼中辞职。”[55]另一方面，他因为福建全省邮局罢工，收不到傅斯年的信而心急如焚，决定到广州面商。[56]他在4月15日出发去广州，17日到达。这就造成了逼宫之势，使鲁迅毅然出走中大。
    鲁迅去广州后，原本希望做出一番事业，他在厦门就定下了一些目标：“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57]但做了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之后，事务繁忙，不禁使他抱怨“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住在校内，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都有人来拜访，毫无看书写作的时间，鲁迅对此十分焦虑。这时候，傅斯年、朱家骅等又想引入顾颉刚，鲁迅进行了激烈的反对，但傅斯年不肯放弃，为这件事甚至做好了离职的准备，[58]双方为聘顾与否胶着不下，鲁迅于是在四月初就发出了“顾来我走”的言论，[59]但中山大学委员会副委员长顾孟余也赞成引进顾颉刚[60]，这时顾颉刚又不顾事情是否办成，4月17日直接跑到广州，俨然有造成既成事实之势。顾氏既到，傅斯年当然不会让聘请之事失败，4月19日，鲁迅日记中记到：下午得孟真信。……骝先来。失眠。鲁迅一直向学校当局表达自己的抗议，几位实权人物却都在促成这件事，他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朱家骅又亲自来访，鲁迅这晚失眠，可见精神思虑之繁重。而当天另一位当事人也是心中惴惴：“鲁迅既绝不通融，而孟真又不欲与闹，我事未知如何。”鲁迅既已表明反对聘顾的态度，甚至说出了顾来我走这样势不两立的话，顾颉刚却悍然到了广州，显然是挑衅行为，鲁迅从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61]只要顾一入中大，自然是不停引进人，慢慢形成派系，最后再把自己排挤出去。他自己的教务、功课又多，“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两相权衡之下，4月20号鲁迅毅然决定辞职。顾颉刚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大快，甚至不无恶毒的说：“予此来有最幸运之一事，则清党是也。不清党，则鲁迅必嗾使共党学生起风潮，予必无幸理矣。”这就有点小人之心了，鲁迅后来在五月份信中就表示，辞职绝对跟清党无关，他在四月初就确定了顾来他走的原则。而4月22日顾颉刚补记了一段，也颇可以看出鲁迅决心辞职的理由：“予昨告绍原，我的聘书为孙伏园吞没。绍原以告鲁迅，鲁迅遂以诘骝先、孟真。盖他们对鲁迅均说予有聘书在手者。因此，孟真大责备我。予自知无处世之才，说话太老实，而鲁迅犹然诬我为阴谋派，怪极！”从这段话结合前文傅斯年告知顾颉刚中大托孙伏园带聘书就可以分析出，傅斯年等知道聘书已经消失了，但跟鲁迅坚持要聘顾的理由是顾氏已经拿到聘书，不能拒绝，鲁迅从江绍原处一得知讯息就明白了这一点，既然学校的掌权者在暗里都已经站在顾颉刚一边，鲁迅再呆在中大也无法避免厦大情形再次出现，所以辞职是唯一的出路。这时中大还试图挽留，4月22日上午文科学生代表四人来，鲁迅不见。第二天又派中大学生代表四人来。鲁迅心意已决，坚持辞职。中大一直不死心，鲁迅的日记里，记载了好几次中大送来聘书、鲁迅又送回去的事。直到6月6日辞职之事才最终完结。
    鲁迅一辞职，双方正面破裂关系，鲁迅写信给章廷谦，大倒苦水，认为傅斯年顾颉刚一丘之貉，哄得他在中大做了三个月的傀儡，甚至怀疑傅让顾负责五万元数目的买书项目，很有贪污之嫌，顾颉刚致信胡适攻击鲁迅，还走曲线救国的路子，说周氏兄弟导致胡适“负谤亦甚久矣”，写信给罗家伦，攻击周氏兄弟给李石曾做打手，培植法日派势力，“而周氏兄弟以厚负时誉，遂自视为口含天宪，有朕即真理之气概。风气所趋，害了一班盲目的青年，专以刻薄尖酸为事，视骂人为惟一之文材。”[62]中大为了让鲁迅复职，也为了防止顾颉刚与鲁迅正式冲突，5月中下旬起，派顾颉刚赴上海等地购书，文人圈子里，消息传得很快，所以鲁迅马上知道顾颉刚“仆仆杭沪宁燕而宣传其可恶，于是乎鲁迅之可恶彰闻于天下矣”[63]对于鲁迅来说，自己都已经被顾颉刚逼得出走中大，还要被落井下石戴上一顶顶帽子，心中哪里能不气愤，香港的报纸上又登了梁实秋的文章，说鲁迅到了汉口，因为都是现代派，鲁迅一股脑儿也都算在了顾颉刚头上，“此人是现代派，我疑是鼻之同党”，这个梁子越结越大。
    双方都是密切地关注着对方的消息，时刻绷紧了神经，6月25日顾颉刚得到消息说鲁迅将回中大，他“心头一冷”，连忙给傅斯年写信，建议让中大派自己去外面买书，或者去日本留学，或者专任研究所的学术职务，不管行政，以免跟鲁迅接触；又写信给蔡元培，说自己如果去广州为鲁迅所排挤，拟到中央大学院服务。从这些举动来看，顾颉刚对鲁迅颇为忌惮，希望能避开鲁迅的锋芒，而事实其实是鲁迅在6月6日就得到中大委员会允许其辞职的信。这点就能说明当时信息和传言太多，而两人都是关心则乱，从而导致双方对彼此的猜疑都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7月5日顾颉刚已经得知鲁迅复职是一个谣言，但他发了无穷的联想：“难道这是鲁迅自己造空气，聊以快意乎？抑骝先先生怕我辞职，姑以相慰乎？非俟孟真来，不可知矣。（厦门得致丁云电报，署名“才，真”，明是“豫才，孟真”，或鲁迅要我不到广东去，假造此电，使我闻之，乃自辞职乎？）”[64]简直是杯弓蛇影。鲁迅在广州为开北新书局分店的事心烦，“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分局，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局（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65]他认为顾颉刚等现代派要借着北新分局侵入，为此他宁愿将北新书屋在八月中关门，不与合办。鲁迅还愿意在广州答应几场演讲，因为“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顾颉刚有失眠的宿疾，演讲在鲁迅来说可有可无，但是能让顾颉刚不好过，就可以为之。
    俩人互为仇雠，水火不容，在师友间传播涌动的龃龉终于由一封登上报纸的信变成了公开事件。5月11日孙伏园编辑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刊出《鲁迅先生脱离广州中大》一文，引用了谢玉生和鲁迅致其的两封信，鲁迅在信中说：“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66]这就是后来搞出轩然大波导致要打官司的书信，为孙伏园在鲁迅的授意下所登。双方之前虽然已经撕破脸，但互相攻击还只是在与亲友的信中，属于私密的个人圈子，在报纸上一登，那就是在全国民众前对立了，鲁迅攻击作为研究系的顾颉刚随时可以改换自己的立场，讨好当权者，让人不齿，并明确指出厦大风波的始作俑者就是顾。顾颉刚6月18日得知这个消息，但当时他正为鲁迅复职中大事忧心忡忡，一时顾不上此事。7月份顾颉刚得到鲁迅正式辞职中大的消息，才放下心来，有了足够的闲暇来处理这件事，他发出了要求打官司的信。
    从顾看来，厦大人事风波见仁见智，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反对民党一说，鲁迅这种举动用心险恶，在国民党的大本营说他反对民党，显然是一件关系到生死的大事，所以他大为紧张，坚决要求法庭上相互质询，洗脱他反对国民党的嫌疑。为此他特地写信给已经有嫌隙的沈兼士，让他证明自己是否反对民党，一方面又写信给鲁迅要求他不准离开广东，静待法庭传票。鲁迅回信说：“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 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67]他在给章廷谦的信里认为，顾颉刚早就知道他要离开广东，因此故作姿态，所以他并不把这官司当做一回事。
    鲁迅的猜想是对的，官司事件虽然搞得沸沸扬扬，但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江浙，徒以文字来往，后来不了了之。鲁迅离开广州后，顾颉刚9月30日写信给容庚说：“今幸鲁迅已受劳动大学之聘，不日离粤，此后之岁月或仍复我自由乎？盼之祷之！”[68]简直是逃出生天的庆幸感，可见打官司一说他原本也不奢望能真正实行。鲁迅十月后定居上海，写文立说，直到去世，顾颉刚则回北京教书，活跃于史学界。两人再也没有直接的接触。
    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登载的谢玉生信中说：“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污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烺、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69]这应该是鲁迅对顾颉刚在厦门的整体评价，此后鲁迅在作品中也会时不时讽刺一下顾，比如铸剑中的“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这本书的创作期正好横跨厦门与广州时期，[70]话中所指简直呼之欲出；《理水》中红鼻子鸟头先生跟乡下人关于“禹是不是一条虫”吵架乃至要法律解决，讽刺地写出顾颉刚要找他打官司的情形；到1934年，郑振铎与顾颉刚发生矛盾，鲁迅7月致郑振铎的信说顾氏：“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何以又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是不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71]说明鲁迅对顾颉刚的厌恶一直没有消失，顾在他心中就是这个形象。
    1927年7月4日顾颉刚写了一封信给叶圣陶和王伯祥，这两位和他既为同乡又是同学兼好友，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此信可以说是对鲁顾交恶的辩白，但很多也可看做顾的自我剖析。顾说：“至于什么主任，什么教授，老实说不在我的心上。若要排挤鲁迅们来成全自己，更无此想。老实说，他的文学是我及不来的，他的历史研究是我瞧不起的，及不来则不必排挤，瞧不起更不屑排挤。我岂无争胜之心，但我的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进来的对于静安先生。我要同他们争胜，也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站在学术上攻击，决不像鲁迅般的用阴谋来排挤，用谣言来诬蔑。”[72]
    顾认为鲁迅与自己分别处于不同的领域，各有所长，根本无排挤的必要，对于在厦门风波中自己跟校长的妥协，那只是一种战略：“我们固不当和旧势力妥协，但要打倒旧势力是要自己站稳脚步之后方可做得，绝非鲁莽灭裂如林玉堂者所可做，也绝不是借了风潮来成名如鲁迅者所能做。所以若能照了我的办法，我们在厦大中一定可以开出一个新风气。当羽翼未成之际，既不为林、刘所忌，到羽翼已成之后，他们便奈何我们不得了。我到福州、漳州、泉州等处，当地人士对于我们很欢迎，可见我们要在福建造成一个新势力并非难事。只惜这个机会被林玉堂、鲁迅们打破了！”[73]他的意见是要虚与委蛇，同对手先搞好关系，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引进自己人，造成派系之后，变可以把当地变成自己的地盘，对于这个战略他是身体力行，并认为正确兼有效，惋惜这大好局面被鲁迅等人破坏了。他的理论可以理解为目标决定论，程序如何并不重要，只要达到期望的目的，前面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程序非法，即使到达目的，也往往会偏离起初的原意。顾氏对章廷谦的入厦，在主事者面前反对，在当事人面前支持，如此手法，如何能不被目为两面三刀？厦大风波，他对校长虚与委蛇，国学院诸人全被清退，只剩他跟张星烺两人，他就还打算继续把国学院组织下去，那又如何能不被目为谄媚当局？至于在鲁迅发出顾来我走之语后，还是决然奔赴广州，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在鲁迅眼中，把他看做小人，是合情合理的。
    纵观鲁顾交恶事件，顾颉刚个人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1、性格强势。顾潮在《我的父亲顾颉刚》中写道：“顾颉刚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把他的外貌变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他的内心的分毫。他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不听人家指挥。”[74]顾颉刚这种性格，导致他跟很多老友，如潘家洵罗常培等都一一闹翻，他不喜屈居人后，到后来甚至跟傅斯年也分道扬镳。这说明他确实不擅长跟人相处。2、亲近权力。顾颉刚1921年跟王伯祥说“做事不能无权”，喜欢亲近权力，也是他的一大特征，比如跟校长林文庆交好，比如1943年为蒋介石献鼎，尤其是后者，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从政的傅斯年，就不至于做出如此之举。既然跟校长当局关系密切，顾在厦大风波中很容易被看成站在学生的对立面。3、喜欢荐人。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顾的目的往往是在一个地方安插好大量的自己人，这就变成了抢地盘，也往往为人侧目。4、做事不够光明正大。无论是陈源事件还是章廷谦事件，都犯了在别人身后说是非的大忌，即使在他本人看来目的正确，但整个过程一发生就走味了。
    顾氏后来牵扯事情太多，鲁迅只是他生命中并不重要的人物，所以中大事件后，他基本不再提及鲁迅，也无暇去关注鲁迅作品。直到建国后，与鲁迅交恶一事，成为顾颉刚的罪状之一，他不得不多次做报告检讨自己，并在1973年翻看早期日记时进行了多次补记，还找了各种原因，一说是潘家洵挑拨，一说是孙伏园挑拨，，一说是章廷谦挑拨，后来又认为是北大里文学院教授有英美派和法德日派的长期敌对，不过到了厦大和中大，鲁迅把这口气出在他的身上。从顾颉刚的自传、反省报告、日记补记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待遇充满了怨气。即使在鲁迅作品拔高到与毛选等可以并存的时代里，他似乎也没有多少兴趣去看，因为1975年，一名注释《而已集》的学者写信问他，鲁迅为什么要称他为朱山根，他回答说：“至于鲁迅先生为什么叫我“朱山根”，我也并不清楚。原来据我猜想，“朱”是苏州四大姓“朱、张、顾、陆”之一，“山”与我的“颉”字有关，都有“高”的意思（颉为鸟高飞，山为土突起），“根”与“刚”的英文字母头一个都是“k”，是同纽字。现在想来，也许是鲁迅先生对我追随朱家骅、傅斯年（山东人）的一种嘲弄。”[75]
    注释：
    [1]《鲁迅全集》第四卷 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见陈离《语丝社的缘起和成立》中的分析。陈离：《在“我”与世界之间——语丝社研究》，第8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3]《顾颉刚日记》卷一 第195页—197页，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4]据《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见《国学季刊》第一卷，转引自《鲁迅年谱》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5]《顾颉刚书信集》卷四第427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6]《顾颉刚书信集》卷四 第447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7]《顾颉刚书信集》 卷一 第423-424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8]《顾颉刚日记》 卷一第446页，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9]《现代评论》1925.2.14 第一卷第十期 1925.4.18 第一卷第十九期 岳麓书社1999年影印版。
    [10]《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13-114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1922.6.19致刘经庵
    [11]《顾颉刚日记》 卷一 第678页，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12]《宝树园文存》卷六 第375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顾颉刚自传1950.5-6月应赵纪彬邀作
    [13]《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250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14]《顾颉刚日记》 卷一 第710页，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15]《顾颉刚日记》 卷一 第726页，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16]《顾颉刚日记》 卷二第28页，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17]鲁迅在回击陈源的《不是信》中就说“这流言早听到过了”。见《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顾颉刚日记》 卷一第744页，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19]《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第5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47页：“到鲁迅处，谈半小时。”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28页：“顾颉刚、傅彦长、潘家洵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6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本书顾颉刚一共寄给246个人及机构，见《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99-802页
    [22]《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434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1926.7.9 致胡适
    [23]《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6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6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435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致胡适 1926.9.15
    [26]因厦大事不成，鲁迅致函天津马幼渔的中日学院，为许推荐教职，事亦未成。《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7]《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第5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9]《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第5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顾颉刚日记》第一卷第802页。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31]《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2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1921.12.12致王伯祥
    [32]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3]《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第5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第13期，1926-1-6
    [35]《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 顾颉刚日记》卷一，第829页。
    [37]《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562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38]《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第5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9]《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第6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0]《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顾颉刚日记》卷二，第38页。
    [42]《顾颉刚日记》卷二，第39页。
    [43]《顾颉刚自传》1950.5-6月应赵纪彬邀作 宝树园文存卷六，第378页。
    [44]顾说傅斯年4月份告诉他前一年托孙伏园带聘书，但是孙回厦门的时候，傅斯年还在香港，并未到中大，他不一定了解相关事宜。《顾颉刚日记》卷一，第813页。
    [45]其实教员的薪水，少一点倒不妨的，只是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给以相当的尊敬。可怜他们全不知道，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一个箱子，搬来搬去，弄不完。于是凡有能忍受而留下的便只有坏种，别有所图，或者是奄奄无生气之辈。《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12.20致许广平。
    [46]《顾颉刚日记》卷二，第2页.
    [47]《顾颉刚日记》卷二，第3页
    [48]《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437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49]《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69-170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50]《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435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51]《顾颉刚日记》卷二，第4页
    [52]《顾颉刚日记》卷二，第15页
    [53]《顾颉刚日记》卷二，第22页
    [54]《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71-172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55]《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73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56]《顾颉刚日记》卷二，第34页。“福建全省邮局罢工，……孟真当有信来，惜不能见。因打电问之，文曰“广州中欧通信社傅斯年，无函为念，可否到粤面商，电覆。”
    [57]《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第6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8]《顾颉刚日记》卷二，第30页。得孟真来电云，“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月薪三百，函详。”想鲁迅必用全力破坏我之粤行矣。彼与我冤仇如此深，诚所不解。
    [59]《鲁迅全集》第十二卷 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5月30日致章廷谦信：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
    [60]中山大学的顾孟余等人希望引入顾颉刚，鲁迅对此甚为不满：“红鼻，先前有许多人都说他好，可笑。这样的人，会看不出来。大约顾孟余辈，尚以为他为好货也。孟余目光不大佳。270225 致章廷谦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 第21页。 顾颉刚日记中也有谈到， 3月21日条下有莘田述川岛之言曰，“颉刚虽由孟余推荐至广州，鲁迅是主张党同伐异的，看他去得成否！”《顾颉刚日记》卷二，第28页。
    [61]《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70420 致李霁野
    [62]《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250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1927.6.9 致罗家伦
    [63]《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70612 致章廷谦
    [64]《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9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1927.7.5 致叶圣陶
    [65]《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70707 致章廷谦
    [66]《鲁迅全集》第十二卷 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70426 致孙伏园P31
    [67]《鲁迅全集》第四卷 第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8]《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75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1927.9.30致容庚
    [69]《鲁迅全集》第四卷 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70] 写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3日
    [71]《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69-1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340706 致郑振铎
    [72]《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88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73]《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89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74] 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75]《顾颉刚书信集》卷三，第529-530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