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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致用”之终极目的论 缪氏曾用西洋诸家之说言治史目的首在“求真”，但何者为真则实属哲学之范围，其首先服膺美国詹姆士(William James)“实际主义”(The Pragmatic theory)之说： 哲姆斯，实际主义巨子也，其论真曰真理系吾人所能化用、能考验、能证明、能核实者，非然者，即属非真。又说真理之证实，在有一种满意摆渡之作用。此其意谓人世遇有困难，思有以解决之，此解决之方，即真也……换言之，真即控御环境之工具，应付事物之权衡而已。……治史之的在于示真，而真为解决疑难，故吾人今日研究历史，当实施此的，而求所以应付现今问题之法。……史的实施为用。(42) 詹姆士为实用主义大师，其《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书认为人世间无绝对的真理，真理是决定于实际效用，且常随时代环境变迁而改变，适合于时代环境而有效用者即是真理。实用主义学说创立自皮尔斯(Charles Peirce)，流行得力于詹姆士的推动，杜威接詹氏而大力鼓吹传播之。但为何胡适取法杜威而形成科学实证主义的治学路径，且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界的主流派；缪氏也赞成詹氏，却始终坚持致用主义史学。出现这种一花两果现象的原因为何? 缪氏引用詹姆士的“效用真理观”，取自詹氏《实用主义》书中《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詹氏坚持真理与效用的一致性，他提出实用主义方法的最后标准就是被认为是真理的观念的兑现价值，“你必须把每个词实际的兑换价值表现出来放在你的经验里运用。”(43)在詹氏看来真理具有价值的作用，它能够预示或表示更遥远的对象的意义，“把真理解释为一种多数的真理，是许多引导过程的真理，这些真理是在事物中实现的，而且只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这些真理是合算的。”(44)追求真理，是因为它具有引导我们到达健康、强壮、富裕等目标的过程的价值。另外，詹氏还指出，真理“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与“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意思是一样的。“真是任何开始实证过程的观念的名称。有用是它在经验里完成了的作用的名称。”(45) 胡适在《实验主义》文中首先对pragmatism一词进行剖析，认为此词日本人译作“实际主义”颇有不妥，因为该译法不能涵盖这一哲学派别的一切支派：“在这一哲学派别里詹姆士强调的是真理论和实在论，注重实际的(真理)效果，可称之为实际主义或实用主义；而杜威接续皮尔士本意，注重方法论，皮尔士译作pragmaticism，杜威译作Experimentatism可称之为实验主义，它注重实验的方法。他说‘实际主义(实用主义)’一词可以让詹姆士独占，而我们另用实验主义一词来做这一哲学的总名。”(46)这一名称就是实验的方法，也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胡适由此又论述了实验主义与科学的关系，认为实验完全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而他更多的注重实验主义中方法论。他在此后说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都只是这一个目的。”(47)其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无疑是化约了杜威实验主义方法论中经验论、实证论的宣言。他在一篇文章中又说： (实验主义)分开来可作两步说：(1)历史的方法；(2)实验的方法：(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一切知识，都只是待征的假使，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48) 自此我们可以看出缪氏所主张的史学致用观，其西方学术的背景来源是詹姆士的“效用真理”观；而胡适的科学实证主义学术路径则继承了杜威实验主义方法论哲学，其分歧的来源其实是詹姆斯与杜威二者对“实用主义”理解的不同。 但缪氏对中国传统史学致用功能则有更多的沿袭，他列举《史记》“太史公自序”及《资治通鉴》序言道：“国人治史，上焉似有述往思来与蓄德日新二义。”(49)他曾总结“史用”之八条，认为读史可温古知今、彰往察来、蓄德日新、崇善去恶、超脱人生、扩大胸怀、发心爱国、心生精进(50)。在缪氏眼中，史学无疑担当起个人修养的塑造与社会发展原动力的角色。在编撰中国通史时，总括为史用“三论”：一为明人类社会进化之轨迹，二为增进爱国自强之动力，三为改造社会弊端之良药。(51) 可以看出在缪氏眼中史学对于人生和现实无疑具有强烈的参照价值。但当时中国史学的尴尬境地却使以上这些功用不得伸展，梁氏《新史学》举中国史学“四蔽二病”之说后，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缪氏也指出：“百年以来，西洋史学之发展一日千里。……然彼等于欧美诸国史乘，综合分析固已日趋精详，其于东方各国，则大半模糊，尤以中国为甚。”(52)他又提到世界史学中多部著作对埃及、巴比伦、希伯来诸文明有所关切，对中国则不着一字；有些著作对中国虽有涉及，但舛误百出。如孟禄(Paul Menroe)的《教育史》(A Text L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论东方之教育一章，中国四书五经及中国古代之考试制度等处有很多错误。(53)缪氏认为西人研究中国历史由于文字之不同、典制之暌隔与史籍之浩如烟海，难免会出现错误；但面对国际学术，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而致错误百出，则不可原谅。因此他又说：“若干之留学生，平素以沟通中西文化自任，既不能介绍吾中国正确之历史，又不能正其谬而匡其失，顾乃窃其谬论奉为圭臬，且以自诩渊博也。”(54)为改变中西学界交流中出现的这种含混芜杂的状况，缪氏认为非特组织史学会造就专门人才不可，而且最好让史学会附设于国内高等学校史学科中，并专设一“国史宣传部”，具体做法为： 择年富力强之青年，于中史及西文两有门径，并愿终身从事宣传事业者，于免费外加之津贴，专心培植，期以十年，当不患无此项人才，于是以西文编撰详实之国史……行销各国，或任各国大学教授，或赴各国巡回演讲，使西人了解吾国之历史文化，不至因误会模糊而生种种恶果，国际地位、学术荣誉，两利赖之矣。至于宣传之初，有宜特别注意者亦有数事：(1)急匡西人已有之谬误；(2)注意吾国特有之学术政法；(3)留心吾国国史上之光荣。(4)纂编详备之欧人侵略亚洲史。(55) 缪氏以上展望无疑是在国际学术新变的冲击与影响下有感而发，有关中国史学会的组织问题，其同学陈训慈当时也有相同的期许，且数年后南北史学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虽然这些学会的组织者学术背景不同、治学旨趣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运作时间长短不同，但却大都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在新的学术体制形成过程中一种新的尝试；其期望的到“各国大学任教和巡回演讲”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才有一批学人陆续出洋，客居国外宣讲国史，如陈寅恪(因多种缘故未出洋)，洪业、杨联陞、黄仁宇、唐德刚(在抗战时曾为缪氏学生)、余英时等。缪氏的此种睿见观其一生也始终践行着：这包括1929年他和柳诒徵等人组织的“中国史学会(南京)”，发行《史学杂志》；也包括其参加的抗战时期全国规模的史学会；也包括他对国外汉学的关注。其后修撰中国通史、民族史和日本史研究、以及有关古史问题的讨论无一不站在史学致用宗旨下行进。 近代以来国势倾颓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梁氏提倡的“新史学”诞生之初“致用”意识就成为史学变革的直接目的。但梁氏和缪氏的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所不喜，以致研究民国学术史的学者们认为当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在胡适等学者看来，缪氏等学人思想是保守的，因为他们维护儒家思想在当时社会的正统性；所做学术是传统的，因为他们为学讲究致用性；研究技术方法是过时的，因为他们没有过多的参与发掘和运用新史料来考证、解读历史。其实如果今日看一下缪氏以上的某些研究及主张，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些“新派学人”也有不谋而合之处。在《研究历史之方法》中，缪氏就突出了新史料的作用，他说：“国人研究历史，自来皆依据文字，此其弊不仅未有文字以前之历史无从考证，即有史以后之事，亦不能知其全。盖文字不过人类活动结果之一部，非人类活动结果之全体也。居今日而言史料，则凡人类之文物，遗传于后世者，皆史料也。”(56)他曾列举了25项研究历史所必备之史料，并希冀在收集这些史料后从事整理，要建立有巨额之经济与宏大之组织不为功。着手之法如：(1)募集款项；(2)采掘于地下，搜罗于海外；(3)建筑宏大之图书馆与历史陈列室；(4)聚集固有人才，培养适当人才。(57)以上希冀诸项却在1929年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成立后渐次得到了实践。缪氏不仅有此文本的期许，而且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对古史的态度(如《评马衡青铜时代》、《三皇五帝探源》)、对考古学成果的利用(如《中华民族西来辨》、《与某君论古史书》(笔者按：在《与某君论古史书》中，缪氏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多面取证法”来用于上古史的研究)、对区域史的重视(如《朝鲜史讲义》、《日本论丛》)等都是在紧随新史学风行以来学界脉象的基础上，以重客观史料、重求真方法所作出的成果，而且在其为学之初就深谙史学求真之特性和重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