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有薄弱之处。研究主题上，史学教育比较薄弱；时段上，20世纪40年代迄改革开放还有很多留白。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搬迁时，意外发现了一份珍贵手稿——《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这份产生于1949年年初的材料，内容不仅涉及稀见的革命根据地史学教育开展情况，还直观地反映了1949年前后中国史学正在发生的变动。这份文献表明，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源自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继承了华北联合大学的课程设置思路和北方大学的师资力量。通过对华北大学史学课程设置及授课情况的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既是“战时教育”、“战时史学”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史学教育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改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革命大学教育者坦诚积极的精神，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今大学教育者应当继承发扬的优秀遗产。 关 键 词：华北大学/史学教育/马克思主义史学/战时教育/战时史学 作者简介：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青年明德学者项目”(13XNJ021)。 特别感谢刘文远老师允许使用他发现的这份《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 一、引言 自20世纪40年代周予同、顾颉刚、齐思和、邓嗣禹等学人将“中国近现代史学”作为研究对象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最近二十余年，在“学术史热”、“国学热”和“民国热”潮流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数量惊人。尽管笔者已罗列近二十万字的篇目汇编，仍担心有重大遗漏，粗略检视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初步得出这样的认识： 从研究主题来说，史学发展历程、著名史家或史学机构、重要史学成果或史学现象等，在过去数十年是研究重点，成果之多不胜枚举；史学观念、历史书写等问题，近些年来已成为新的关注点，各种成果正在涌现。就薄弱环节而言，史学教育应该是较突出的一个。史学教育研究的薄弱，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数量少，仅数十篇而已[1]，且尚无引起普遍关注的论著。在这一研究主题中，针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多一些①，但很多研究是从编纂思想、体例、书写等角度展开的，而非史学教育角度。制约史学教育研究开展的因素，最大的可能是资料局限问题。史家、史著、史学现象等都有可依赖的文本资料，而史学教育往往难以留下较多文字记录，教学过程因声音的消失而无痕，未出版的讲义亦多堙没，接受教育者对教学效果也鲜有记录。没有可依凭的史料，即使意识到问题所在，也难以展开研究。 从研究时段来说，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第一阶段——从甲午惨败至20世纪40年代，研究成果最多、研究水平最高，近年正从表面的现象研究向更深层次的问题研究递进；第二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迄改革开放，已有一些成果，但是显然还非常不足，无论是表面的现象梳理还是深层次问题的探索，都与这几十年的风云激变不相称；至于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尚未拉开时间距离，现有成果只能说是观察或评论，还谈不上是深入的史学史研究。就整体感觉而言，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第二阶段，或将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新热点。[2](P122)这一判断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文化情形异常复杂，史学的分化融合路径梳理得还不清楚②；二是此前一些研究多受意识形态影响制约，很多问题还需要在较为纯粹的学术层面进行清理；三是这一阶段距今已有较长的时间间隔，研究者已初步具备理性分析的客观条件。 笔者在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发展情况时，并未想到会获得一个幸运机会，寻找到能将上述两个薄弱领域汇合为一的题目——1949年前后的史学教育问题。2015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搬迁，刘文远老师从尚钺先生赠书中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这是一页残存的手写体纸张，经过辨认，应当是华北大学史地系教学情况座谈记录。③这份新发现的材料引起了笔者对解放战争时期党办大学史学教育问题的兴趣。一年多来，虽然因种种原因尚未能阅读到华北大学的档案，但也陆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本文尝试根据这些史料，从机构变迁、教学组织等角度来透视“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这一问题，以增强我们对解放战争时期党办大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了解。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对“党办大学”④、“华北大学”[3]、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4]以及“党办大学的史学教育”[5]都已有一些研究，但还比较薄弱。本文希冀在材料、视角和内容等方面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此外，2017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本文更具一些特殊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