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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份新发现的华北大学“史地系小组漫谈”记录 2015年8至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搬迁。刘文远老师在整理尚钺先生赠书时，在一册书中发现一张略有残破的泛黄竹纸，上面写满字迹。经过识读，几位同事认为是华北大学史地系同学关于课程的座谈会记录，由负责此次座谈会的老师记录、整理，然后送给时任系主任尚钺。尚钺夹在书中，遂幸运地保存下来。内容如下： 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 A.共同必修科 1、国文 柳捷：国文不太需要，学半年国文不能有甚大进步。 子一：国文学习若只是选文、作文，而不是学修辞学，可不必定为必修科。⑤ 温晋：为了将来自己编讲义，国文是必要的。 郭浴生、王烈东：为了练习总结，国文是必须的。 王烈东：最好一个钟头哲学，一个钟头社会科学。 史地系必修科： 第一组全组通过请求后面增加两点钟的唯物史观。 第二组同学都同意适当地添一门唯物史观或历史研究法或历史哲学这样的课程。⑥ 2、郭浴生：史料选读、教材研究，不论中外，最好都偏重于近代史。 3、郭浴生：美国侵华史最好搞明确些。 4、温晋：美国侵华史学完，再学世界史恐怕学不完，是否每周可以增加一个钟头(三钟头)。 樊宁、柳捷：世界史不必增加钟头，因为行政已有很好的计划 5、地理： 温晋：地理是次要的，用以辅助历史，学习地理时，中外地理应同时并进 王烈东、丁蔚：史地应并列并重，地理时间太少 樊宁：地理时间足够，可以不必增加 杨振奎：过去大家对地理重视不够，希望学校尽量充实教员及教材。 以上是两个学员小组“对科目的意见”的正文。另外，还有四行字：在纸张右上角，有两竖排蓝色字迹：“交尚主任”；蓝色字迹左边又有黑色竖排字迹：“辰班已解答”；中间右侧有黑色竖排字迹：“前几天我去的”。除此之外，纸张再无他字。从这些话语可知，记录者和“尚主任”非常熟识，“座谈”也是比较常规的事务。 这份《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下文简称“漫谈”)，字数虽然不多，却相当珍贵。无论是对革命史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教育研究，都是一份比较稀见的史料，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层层分析：“漫谈”是何时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漫谈”的产生?如何在华北大学乃至解放战争大的历史场景中解读这份“漫谈”?为了能深入解读这份材料，必须先确定它的产生时间。 要确定这份文献的产生时间，须逐一分析其中的一些核心信息。第一是“史地系”。早在抗战时期，基于革命需要，华北联合大学就创立了史地系。《孙敬之传》称孙敬之是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生，与尚钺“共同创办了联大的史地系”： 偌大的一个史地系最初创立时只有孙敬之、尚钺两个人，一个包教地理，一个包教历史。用尚钺的话说就是：“两个人把史地系办得热火朝天，那种艰苦环境中的热情是难以想象的。”[6](P41-42) 这一说法显然有误。根据尚钺自述可知，抗战时期，他主要在云南大学任教，并不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从云南赴上海，后短暂任教于山东解放区的山东大学，并于1948年赴北方大学，后并入华北大学。[7](P20-22)谢韬回忆，尚钺与他在1948年“同时调到正定华北大学二部”，两人关系密切，“比邻而居，朝夕相见，时有过从”[8](P32)。尚钺到华北大学后，担任了史地系系主任。本文件中的“尚主任”，当是指尚钺。因此，此处的“史地系”，应是华北大学的史地系。这也同时说明了，这一文件产生于尚钺到达华北大学之后。 另外，可帮助证明此处“史地系”不是华北联合大学史地系的，是“漫谈”中提到的“美国侵华史”课程。华北联大史地系创办于抗战时期，当时美国正是抗战盟友，党办大学不可能公然教授这一课程。解放战争爆发以后，政治形势激变，中共对美国不满，公开揭露“美国侵华”，已是政治斗争需要。胡华编撰的《日本投降以来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于1947年6月由冀中新华书店出版。此书甚薄，只有23页，内容也主要是“日本投降以来”，或许不是“漫谈”中“美国侵华史”课程的教材。“漫谈”所指，更可能是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刘大年1947年春在北方大学开始研究美国侵华史，1948年8月华北大学成立后，《美国侵华简史》初稿被送到华北局审查[9](P92-96)，1949年8月由华北大学以《美国侵华史》为题出版。 华北大学的存在时间是1948年8月至1950年2月。这个漫谈记录产生的时间能否更为具体一些?为了进一步确认时间，我们需要分析漫谈记录上第三个重要因素——学员。 漫谈记录中的郭浴生，出现了三次，显示出他是一位发言比较积极的同学。有材料显示，他在1949年4月时，可能在张家口中学担任地理教员。察哈尔教育厅相关人员到张家口中学视察听课，在总结中特别指出： 在教员中，不管是老区的也好，新区的也好，新出学校参加工作的也好，有不少是努力的热心的，有较好的教学方法的，如化学教员赵士侠、国文教员贾宝昆、地理教员郭浴生，都是较好的教育工作者。[10](P15) 华北大学“史地系”的重要职能就是培养中学历史、地理教员，且是六个月速成培训，第一批学员毕业于1949年2月。[11](P82)因此史地系的郭浴生，与张家口中学的郭浴生似有两条信息是符合的——“新出学校参加工作”与“地理教员”。另外还能找到丁蔚的一些信息。她是青岛女中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1948年1月离开青岛女中，“转道北平经中共北平城工部介绍，奔向久已向往的晋察冀解放区”[12](P604-606)。她先入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11班，后改编为华北大学一部一班。[13](P144)一部大部分学员分配工作，小部分学员会“转入本校其他各部继续学习或从事研究工作”[14](P241)。丁蔚可能就转入了史地系学习，后来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 基于以上分析论证，我们大约可判断这一“漫谈”很可能是华北大学史地系第一期学员的产物，且是第一期中后期的产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漫谈”表现了学员们对专业课的各种意见，显示出他们已经开始较深入地学习专业课了。笔者最近还找到了另一份比较珍贵的文献——《华北大学第二部教育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1949年3月由华北大学教务处印制。其中一条内容是对第二部(史地系为第二部下设的一个系)整个学习安排的规定，内容如下： 前二三个月主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初步树立革命人生观，并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求得基本认识；后三四个月主要进行业务教育，以获得有关业务之立场、观点、方法与基本的业务知识。[15](P1-2) 这条材料显示，华北大学业务学习的内容是安排在两三个月之后，而从学员们的“漫谈”中可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专业课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因此，断定这份“漫谈”产生于华北大学史地系第一期后期，也即1949年年初这段时间。 这份文献的产生时间基本确定之后，我们可以去追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漫谈记录的产生?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华北大学史学教育的源流进行必要的追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