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研先生1948年生于北京，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所任教。当时这两所学校的历史学科，名家辈出、硕学云集，如北京师范大学陈垣、侯外庐、白寿彝、赵光贤和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尚钺、郭影秋等诸位先生，都执教于此。张研先生在这里受到系统和严格的史学训练，为其后来从事清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界开始讨论“革命话语”的叙事框架，反思历史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广义上的学术史和社会史研究逐渐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探索方向，深入关注历史中的社会与生活，成为历史研究新的侧重点。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学术变迁中，张研先生立足清代基层社会，从田、土、户、婚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开展研究，并以此作为终身志业。 一 从清代土地研究了解基层社会形态 土地是张研先生最先关注的问题。一直以来，有关清代土地的讨论多围绕土地和佃农与地主的阶级关系变化，而对土地多样化的存在形态关注不足[1]。张研先生率先发表《清代族田经营初探》等系列文章，并出版专著《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以清代土地所有形态之一的“族田”为切入点，揭示基层社会土地所有形式多样化的现象，并对族田的权属、经营、生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研先生还通过族田研究，证明江南、华南等商业发达和土地资源有限的地区，在涉及民众根本的土地占有形态上，并非简单的由自耕农或小农的生产形态逐步转变为占有土地的地主和失去土地的农民两种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是存在诸如“族田”等多种土地所有形态的多样化现象，其阶级关系与土地所有关系并非完全一致。通过对地亩权属多样化形态的研究，张研先生展示了一个多样且丰富的基层社会土地权属现象，以及因土地权属不同而衍生出的不同管理模式。 田土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立身之本，在对田土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张研先生通过土地管理、土地交易等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分析，揭示了土地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并对基层社会的运作模式进行勾画。以土地为线索的考察显示，乡绅或者地主阶层对农民的剥削，并非是简单的土地兼并和阶级矛盾激化，而是以族田等经济实体为基础，通过操纵宗族、保甲等基层组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实施地方教化和主持祭祀活动等控制基层社会，并在礼与法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基层社会的生活网络与运作模式。 土地研究是介入基层社会行政管理体系和权力运行模式的钥匙，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史研究转向基层社会的研究趋势逐渐明显。但是，常态化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和权力运作模式如何，鲜有深论。张研先生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发表《试论清代的社区》、《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等论文，对县以下的行政区划运作进行了详细说明。在被“地域性”修正的行政区划基础上，将基层社会分为法定社区和自然社区两种类别，并提出清代城乡在社会与地理空间上，表现为法定社区与自然社区相交错、里社保甲坊厢街巷与宗族行会相交错的格局。在社区领导人物上，作为具有两个系列双重领导身份的乡绅，往往出入公堂，与政权官府发生关系，共同治理社区，同时又往往代表其自身利益或代表自然社区社会组织的利益与官府分庭抗礼、争权夺利，反映出其自治性的特点。 作为清代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家庭也是张研先生的研究重点。张研先生认为，清代家庭结构虽然类型多样，但是受制于经济因素和习俗伦理等原因，个体小家庭是清代家庭的主流。虽然世家大户也比比皆是，但是清代盛行分家习俗，属于“多居合灶、家各存私”。同时，家庭与官方的户籍概念有所区别，户仅是作为田亩的纳税单位存在，并不一定对应家庭实体。张研先生强调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她发现，家庭是手工业产品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基本单元，而这些产品的生产一方面使家庭成为了传统商业社会和市场贸易的基础构成，一方面也使得家庭生产通过交换支持家庭生活需求。清代家庭并非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实体，而是在相对充分的市场网络中生产和生活，市场购销中任何一个环节失调，都会引起经济生活的动荡，都关系着小农家庭切身的生活利益。农产品的商品化，不但增加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引起了各农业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而且制约着清代家庭的生产与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