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前辈冯牧，素以评论家、编辑家、散文家、文艺活动家、京剧艺术欣赏家、善于发现写作新秀的伯乐著称于当代文坛。其实，他首先是一位和人民军队同甘共苦、冒着枪林弹雨征战多年、且荣立过一等军功的老战士。
    冯牧先生父亲冯承钧（1885-1946），是可和严复、林纾比肩的大翻译家、大学问家。他青年时留学比利时、法兰西多年，通晓法文、英文、梵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蒙古文等八九种外语，著有《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等多部作品，译有《马可·波罗游记》等名著，是著译等身的大文人。他和鲁迅同时担任过民国政府教育部佥事，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冯牧跟随父亲，从小受到家中深厚学养的熏陶。童年起，他便是当年城南游艺园、广和楼、第一舞台欣赏京剧艺术的常客。中学时代就是多才多艺、文体皆擅的高材生，博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北平沦陷。1938年，他参加的革命组织被人发现，便在一位三轮车工友精心掩护下，离开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故都，跋山涉水，绕道三晋，奔赴延安。他进过抗大，上过鲁艺，当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解放战争开始，他跟随刘邓大军陈赓兵团转战晋冀鲁豫苏战场：出同蒲，扫晋南，攻洪赵，围运城，强渡黄河，纵横中原大破平汉，攻克洛阳。他在前沿阵地上经历了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全过程。在多年军旅记者生涯中，先后撰写、发表过《冲过紫荆关》《新战士时来亮》《曾经是奴隶的英雄》《在双堆集》《英勇的南坪集阻击战》等受到广大指战员喜爱的战地通讯。
    1949年春，冯牧曾跟随突击队乘着小木船，迎着敌人如织的弹雨，横渡白浪滔天的长江，把战旗插到南岸敌人要塞顶上。他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他跟随部队从北方打到云南边陲的艰苦历程：他和战士们越过了无数田畴、江河、山峦和僻野，度过了无数饥饿、疲惫、餐风露宿、雨天无鞋无伞的日子。他难忘江南人民欢迎亲人解放军的鞭炮声、锣鼓声，几乎震惊了部队所有的马匹。他难忘南方炎热天气里，翻越崇山峻岭，马匹一群群死掉，粮食一天天稀少，战士们仍迈开铁腿追击逃跑的敌人。他难忘从桂西到滇南的远程大奔袭，十天时间竟挺进了一千三百里。没有马匹，没有行李，没有重武器，人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敌人展开最后的决战。他和战友们不顾道路艰险，不顾瘴疠侵袭，不顾体力不支，不顾一切地前进、前进、前进……
    就这样，他们消灭了大陆上最后一股残敌，抵达南国边境、庆祝胜利时，竟在战友中找不出一双没有受过伤、流过血的脚板。
    冯牧就是如此一位用脚丈量着祖国大地、以手中的笔报道军队神速南下、最后挺进到滇南红河畔的英勇的军旅文人。
    二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岁月里，冯牧以他敏锐的眼光、深厚的学养、高度的责任感，发现、扶植、培育、指导、推荐一批又一批有文学潜质的年轻人，走上文学岗位，成为当代写作队伍的骨干力量。
    早在延安《解放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期间，他就撰文推荐了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发表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还受艾思奇委托，专门读了马烽1944年写的《张福元的故事》，第一个写了赞赏、评价文章，使这位后来成为“山药蛋派”主要成员的作家，终身铭记师恩之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了云南，在担任13军文化部长和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期间，冯牧更是集中精力发现、扶植、培育了一批云南作家。他们是徐怀中、公刘、白桦、林予、彭荆风、公浦、季康、周良沛、吴源植等。他指导他们如何观察生活，如何借鉴名著，如何深入基层。他亲自带领这帮年轻人长途行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体察民情，收集素材，进行创作。这才出现了《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五朵金花》《边疆烽火》《芦笙恋歌》等少数民族特色浓郁的小说、诗歌、电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艺界带来了一新耳目的边地风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被调到北京领导文学创作，对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备加赞赏，大力推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井喷阶段，冯牧满腔热情地支持、维护、赞赏刘心武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谌容的《人到中年》、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邓刚的《迷人的海》。1985年，冯牧担任了《中国作家》主编后，发表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冯骥才的《感谢生活》、王安忆的《小鲍庄》、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等名篇。
    《十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过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是一部很有艺术魅力的新作。作品刊出之后，有人对它非议，在报上著文批判。冯牧当时因病住院，在医院昏暗的灯光下，饶有兴趣地把这部用小号字刊出的长中篇看完。他向我们赞赏作者的艺术才华，要我们转告作者，别理他人的闲言碎语，继续努力创作。
    1982年6期，《十月》发表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之前，我们把原稿送给冯牧审读，请他写篇评论。他审读之后，认为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佳作，但很尖锐，提了修改意见后，便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他在评论中说：“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我拿起了《高山下的花环》的厚厚的原稿，多少有些不经意地阅读起来。我最初的感觉是：这确实是出自一个青年作者的手笔，文字虽然流利通畅，却时显露出粗糙的痕迹。然而，使我始料未及的是，读过几页，我就被作品中陆续出现的人物性格的真切生动所吸引，为这些人物跌宕起伏的思想感情以及围绕着他们的行动所展开的情节所吸引，为他们的动人心魄的命运和引人入胜的生活经历所吸引，为他们身上所展现的越来越鲜明夺目的思想光彩所吸引。很快地，作品就以一种浓烈清新的魅力把我带进了一个熟稔而又新鲜的生活天地，使我结识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由历史所赋予他们的思想印记，都有着自己的艰辛而坎坷的生活经历；这一切，都以一种质朴的力量感染着我、打动着我，使我不知不觉地沉浸在一种时而激动、时而沉思、时而感奋的情感之中。这种情感，竟然有着这样的力量，使我不得不一再地中断了阅读——因为夺目而出的眼泪常常模糊了我的视线……”
    冯牧老就是这样满腔热情地赞赏、推荐新人的作品。他十分惜才，求才若渴。关注当时在济南军区创作室的周大新、苗长水的成长，不断为文学新人的出世，排除障碍、鸣锣开道。
    “文革”后期，他从干校返京后，无论寓居黄土岗胡同13号小四合院里，或者八十年代初迁居至木樨地24号的部长楼里，家中总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冯牧以他的热情、以他的学识、以他的人格魅力，像磁石般吸引一批又一批中青年作家前来求教。新时期以来青年作家们的鞋子，谁没有在他家的门槛上，蹭下了拜访、请教的印迹！？
    冯牧老是真正的编辑家。深夜客人离去之后，他还不能休息，立即拿了一摞杂志，回到写作室兼卧室的沙发上，浏览全国新出的作品，然后挑出佳作为之鼓吹、推广。有时看书、看杂志兴奋了，常服安眠药，帮助入眠。他以发现、扶植新人为已任，数十载如一日，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担任《文艺报》副主编、主编期间，鼓励编辑们勤奋写作，故国内没有一个刊物像《文艺报》那样，冒出了那么多的评论家、作家：阎钢、陈丹晨、谢永旺、刘锡诚、吴泰昌、雷达、高洪波、冯秋子……
    刘少奇同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接见中国作协部分领导和作家时指出：“好编辑是作家的作家。”冯牧老完全配得上“作家的作家”这一崇高的称谓。
    三
    冯牧称云南是他第三故乡（第一、第二故乡分别为北京、延安）。他有浓浓的云南情结，先后有十三、四次游历云南这块美丽、神奇、富饶的土地。他的足迹踏遍了彩云之南的每一个角落。红河、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等大河上，都留下过他凌波的矫健身影。
    1991年4月，冯牧作为团长率领汪曾祺、李瑛、凌力、黄蓓佳、陆星儿、先燕云、高洪波、李林栋、李迪、高伟还有我等十多个作家到云南采风。我们先去了玉溪卷烟厂，后参观聂耳纪念公园。冯牧是云南通，他既是团长，又是学术顾问，更兼高级导游。参观玉溪县城北门街3号聂耳故居时，冯牧告诉我们：聂耳原名叫聂守信，1912年2月14日，生于昆明甬道街73号一间叫“成春堂”的小药店里。他父亲聂鸿仪是玉溪县的中医大夫。聂守信童年在北门街上小学，爱听民间音乐滇戏、花灯、洞经调，后学拉民族乐器二胡、三弦、月琴，学吹竹笛，学谱曲子。他的年轻伙伴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就能从他嘴里唱出来。因此大伙不再叫他聂守信，建议他改叫聶（同“聂”）耳，表示他有四只善听音乐的耳朵。聂耳青年时来到了上海，买了一把廉价小提琴，每天刻苦练习。他受到了当时左联领导人影响，谱写了《码头工人》等歌曲。1933年，他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谱写了《开路先锋》《毕业歌》《跌蹄下的歌女》《大路歌》等革命歌曲。田汉被捕时留下了《风云儿女》的剧本。聂耳根据田汉在香烟盒纸上匆匆写成的歌词，主动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这就是我们如今在庄严场合齐唱的国歌。
    第二日，我们乘车游览了既深又清的星云湖、抚仙湖，品尝了当地的鱼宴。第三天，乘飞机抵达滇西芒市，又转车到达边城瑞丽。我们遇上了瑞丽畹町街头的泼水节。身著鲜艳筒裙的傣族姑娘，把成桶成桶清水泼向游客。女作家黄蓓佳、陆星儿、先燕云被泼得落汤鸡似的全身湿透，衣服全都紧贴在身上。一会儿蒸发干了又被泼湿，最后她们嘴唇乌紫，胳膊、膝盖、小腿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只得狼狈逃窜，离开泼水的人群。街上的人们，在象脚鼓、芒锣伴奏下，边跳边泼，笑语喧哗，沉醉在节日的狂欢之中。
    当日下午，我们乘车回到芒市。那天，芒市街头花枝招展，人头攒动，鲜花铺天盖地，正在举办盛大花展。我记得花展上有副美妙的对联，曰：“水花吻亲人，卉香醉宾客。”
    吃晚饭时，在宾馆餐厅里巧遇云南诗人晓雪、新疆诗人周涛。他们也来参加泼水节。我们挤坐在一张餐桌上，边吃边聊，相谈甚欢。
    饭后，我和冯牧老避开众人，到芒市公园里散步。里面有座凉亭，进去坐下来聊天。他望着公园上空升起的一盏盏孔明灯，回头对我说：“有一晚我住在佤族山区，深夜开门，只见云海起伏像波浪般涌到我脚下，似乎踩上这块洁白的云毯，就可抵达对面山头。云南的云太丰富、太漂亮了，我要给你们《十月》写一篇《云南的云》。”我听了很兴奋，祈盼他早日写出来让我编发。
    接着他回忆了澜沧江边巧遇蝴蝶会。他说，他去过西双版纳橄榄坝。那里风景幽美，村寨竹楼边开着数不清的奇花异卉，听得到流泻着鸟鸣和蝉声的合唱，看到了贝叶树和菩提树绿阴中闪耀着佛寺高耸的金顶。就在那里，在大树下的草坪上，他遇到了数以万计的蝴蝶聚集在一起，好像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座美丽花坛那样。蝴蝶们互相拥挤着，攀附着，重叠着，而且面积和数量不断扩大。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新的蝶群陆续加入进来。这些蝴蝶大多数属于同一个品种。它们翅膀的背面是嫩绿色的。这使它们停伫不动时就像是绿色草丛一样。它们翅膀的正面是黄色的，上面还长着美丽的花纹，这使它们在扑动翅翼时又像是朵朵金色小花在飞翔——故我称它们是大自然美艳的舞娘。到处是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蝴蝶。天空中好像是雪花似的飞散着密密的花粉。它们和森林中飘来的野花和菩提的气息混在一起，发出一种刺鼻的浓香。他说他那时好像进入到一个神奇、美妙的童话世界。
    冯老的奇遇，令我欣羡不已。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这样的奇景，只有行万里路的人才有幸偶然见到。
    冯牧老望一眼夜晚的远山又说：1962年春天，我和几个战士沿着金沙江去看奇险的虎跳峡。连续三天，我们沿着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险峻的峡谷前进。我们左面是壁立千仞、高插入云的哈巴雪山的群峰；在我们右面是两山夹峙的咆哮的金沙江。低头下望，常常是九十度陡峭的悬崖。金沙江像一条狂怒的黄色巨龙，左冲右撞地盘旋前进。我们翻过一道道险峻的山脊，越过长着青苔的悬崖时，把脚尖放进陡崖上先人凿出的一个个小坑，用手拉住石缝中的灌木丛，像壁虎似的，贴着身子往前移动。前后左右都是奇形怪状的岩石绝壁。向导指给我们看，西边江面上有两块方形巨岩，那便是虎跳峡。那里，两石离得很近，老虎可以从容地一跃跳过奔腾、咆哮的江心。向导还说，要真正见到虎跳峡的全貌，必须系着长绳沿着悬崖吊下去。我们不敢为饱眼福而冒粉身碎骨的危险。
    我赞美冯老：“您像徐霞客似的在云南各处旅游。我可不行，年轻时攀爬过华山险峻的栈道，受了惊吓，从此得了恐高症，一到高处，两腿哆嗦，不敢往前迈步。”接着我说：旅行中到了人流密集的码头、车站、宾馆里，人们往往会有奇遇，今天在宾馆饭厅里竟意外遇到了晓雪和周涛两位诗人。
    冯老说：我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读过晓雪写艾青创作生涯的评论著作《生活的牧歌》。六十年代初，当我在昆明初次见到晓雪时，发现他竟是这样的年轻。我为苍山洱海间白族人民中冒出这样一位既有才华又富学识的诗人、评论家而感到欣喜。晓雪性情温和，举止文静，富有朝气，勤于写作。大概是因为性格、志趣上比较接近，我一直把他视为我的“忘年交”。
    我说：周涛不仅是新边塞诗体的代表人物，更是一流的散文家。在军旅作家中，散文写得最雄迈、最有才气的，非周涛莫属。我尤其欣赏他1984年发表的那篇《巩乃斯的马》。那是罕见的精品、绝品。他描写狂风暴雨中受惊的马群在巩乃斯草原上狂奔的壮观场面，令我难忘。仿佛分散在所有峡谷中的马儿都汇集到一起，山洪奔泻似的马群被暴雨的长鞭抽打，被低沉的怒雷惊恐，被刺进大地的闪电激励。嗒嗒嗒的马蹄声，敲击出使大地震颤的鼓点。悲怆的嘶鸣，在拥挤的空间里碰撞。波浪般涌动的棕褐色马群，在漫天雨网中奔泻成惊心动魄的壮丽画面。作为新疆军区的专业作家，他赞美勇往直前的骏马，实乃他自己豪迈雄强气质的自然流露……
    泼水节那晚，我和冯牧畅谈到深夜，才穿过摆满鲜花的街道，迟归芒市宾馆。
    四
    1994年初夏，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张锲正主持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工作。有感于许多年轻作者出第一本书很难，他恳请冯牧挂帅，以鲁迅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巴金编辑《文学丛刊》为榜样，编辑一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让一批文学新秀脱颖而出，登上文坛。冯牧以抱病之躯，承担重任。炎炎夏日，他和袁鹰一起率领包括谢永旺、冯立三、崔道怡、孙玉石、吴思敬、白描、高洪波、何志云、杨匡满、秦晋、雷达、张凤珠、周艾若、缪俊杰以及笔者等近二十位编辑家、评论家组成的强大编委会，齐集戒台寺牡丹院里开会，研究《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第一辑书目。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发现冯牧以当年发现、扶植云南作家群的认真、严谨态度，对待每一位新出现的年轻作家。紧张的讨论会开了整整五天。白天评议、争论，晚上抓紧时间重读有争议的书稿，互相切磋，交换意见。平时安静的戒台禅寺，那几晚牡丹院每间屋子里灯火通明，争论激烈。冯牧老那几天对扶植新苗、浇灌鲜花的文学事业既热情如火，又严格要求。他对时代色彩鲜明、格调高健、内容扎实的作品，明确给予肯定；对于艺术手法新颖奇崛以至不免有点怪诞的尝试，劝说大家宽容接受，以鼓励作家创新；对个别思想内容、写作技巧欠妥、容易引起误解的篇章，他申述理由，说服编委们把住关口，不予通过。有的稿件分量不足，连夜派人下山再补新作。可见冯牧对每部书稿的态度是多么严谨、负责。
    傍晚，我们在晚霞余晖中，于戒台寺九龙松、抱塔松等古松虬枝下散步聊天。我们居住的牡丹院据说是清末恭亲王奕訢晚年休养之地。仪表堂堂的冯老，历史知识渊博，给我们讲恭亲王一生的坎坷故事。他说奕訢是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为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然而他命运曲折，既被慈禧太后委以重任，后又受到她严厉打击。他的浮浮沉沉，大起大落，导致他意志消沉，晚年寓居戒台寺牡丹院度过他最后的岁月……
    冯牧是带病上山的。第一辑书稿十五本审定后，下山后身体欠佳，因劳累过度，半年多之后即1995年1月，住进医院。其后病势日重，终于1995年9月5日下午2点50分逝世于北京友谊医院。
    如今可以告慰冯牧在天之灵的，是自从1994年他领导的第一辑15本书出版以来，至2016年已有194位年轻人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共出书193本，因其中一本是两人合著的）。在这些出版处女作的新人中，有后来获茅盾文学奖、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军旅作家徐贵祥，有获鲁迅文学奖的红柯等多人，还有名作家王跃文、名诗人沈苇、名散文家彭学明、名评论家胡平、何向阳等。由冯牧先生开创的这套丛书的190多位作者，如今已成为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五
    2000年2月24日，冯牧诞辰那一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为表彰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文艺园地里辛勤耕耘，为铭记他在文学事业上的突出贡献，冯牧的生前友好、同事、学生筹集资金，建立了冯牧文学专项基金，设青年批评家、文学新人、军旅作家三个奖项，以继承和发扬他一贯发现、奖掖青年作家的伯乐精神。评委会经过大量阅读作品，在只考虑作者文本质量的前提下，第一届冯牧文学奖最终评选出八位作者。他们分别是青年批评家李洁非、洪治纲、李敬泽，青年作家红柯、徐坤，军旅作家朱苏进、柳建伟、邓一光。评委会对每一位获奖者的评语，既肯定他的成就，又指出他的不足。我作为评委之一，尤其欣赏第一届冯牧文学奖获奖者红柯的《美丽奴羊》和徐坤的《厨房》。他们在作品中呈现的艺术感受能力、对氛围的渲染、对细节的捕捉，说明他们是潜质优秀的青年作家。第一届冯牧文学奖获奖者中的洪治纲和红柯，都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推出的青年作者，冯牧如果泉下有知，定会感到由衷欣慰。
    自那时至2016年，又先后举办了第二、第三、第四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获奖者分别是青年批评家何向阳、阎晶明、谢有顺，青年作家刘亮程、毕飞宇、祁智，军旅文学家莫言、乔良、朱秀海。第三届获奖者分别是青年批评家郜元宝、吴俊、李建军，文学新人雪漠、周晓枫、孙惠芬，军旅作家周大新、李鸣生、苗长水。第四届的获奖者是魏微、徐则臣、杨庆祥等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在历届冯牧文学奖获奖者中，后来有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多人，可见冯牧文学奖获得者的阵容多么严整、影响多么深远。
    六
    如今人们常说的“伯乐”，其原名叫“孙阳”，系春秋秦穆公时人，以善相马著称于世。后喻指有眼力、善于发现、扶植、推荐出色人才者。唐韩愈《杂说四》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为伯乐稀少，故许多千里马常被埋没于庸常的驭者和普通的马厩之中。千里马的埋没，是名马的贬用，更是社会宝贵人才的隐匿与损失。由此可见，伯乐之难得、可贵。
    冯牧是善于发现、识别写作人才的伯乐，更是把一批批年轻作家“扶上马、走一程”的引路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受惠于冯牧的发现、扶植、培育、推荐、保护、奖掖的新人，数以百计，因此人们称赞他为“文坛一号伯乐”。
    张守仁，1933年9月生，上海市人。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精通俄语、英语。196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任副刊编辑。后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与同事创办《十月》杂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书。译作有《道路在呼唤》《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散文选》等。散文《林中速写》被编入数十个散文选本以及中学阅读课本。曾编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世界美文观止》等多部名作，被文学界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