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自幼博览，所获非止童趣，亦为人文启蒙，更养成喜读之性，“文革”期间亦不曾中断。20世纪70年代后期，冯天瑜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经再三权衡，他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跨入史学之门，自1979年开始，任教于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今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由于目睹近三十年史学研究偏重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对文史哲均有涉猎，且稍长于综合，冯天瑜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作为专攻——此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之前四五年。
    当时，冯天瑜已进中年，且非史学专业出身，但不数载，便以《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享誉学界，这确乎令人称奇。此书作为冯氏的首部文化史专著，即被认为是“超过前人”之作，“已足以与柳先生（即柳诒徵）方轨”。（邱汉生语）其实，就其个人历程说来，这一切诚可谓蓄之久远，发于天然——他自幼即尽日徜徉书林，陶成人文之质，且有当代学人少有的家学渊源。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为了打破传统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的困局，梁任公提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新史学。在摒弃传统王朝政治史转而书写人群进化现象的新史学革命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发其端绪。梁氏在《中国史叙论》中，表示有心撰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化通史，可惜天不假年，其生前面世的只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国文化史目录》等少数篇目。
    1914年，林传甲所著的《中国文化史》面世，大约可算作目前所见的最早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著作了。此后，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一次热潮，出版了众多以中国文化史为名的经典之作，如柳诒徵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钱穆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由梁启超开启，经柳诒徵等人发展的文化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断了30余年之后方重新兴起，至今在诸多领域方兴未艾。冯天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便自觉接续这一学术传统，冯著《中华文化史》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史整体与系统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他常自谦说自己不过是追随前辈、时贤的一施工匠人，但他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早已是学界共识。冯氏在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研究领域的创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文化生态”说。冯天瑜遵循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学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之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尝试以“文化生态”说为基旨，阐述文化学理论，建立中国文化史框架。主要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上篇（1990），还有《中国文化史断想》（1989）《人文论衡》（1997）等。
    其二是“元典精神”说。冯天瑜追踪中国文化演绎史，注重“生成”与“转型”两环节，聚焦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为中华文化生成之“轴心时代”，此间形成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之文化经典，他拟名为“元典”，探索中华元典形成过程、内在结构及其常释常新之诠释史。“晚清”为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期，在晚清文化研究中，力辟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考究发生于明清间以“复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式的“文化重演律”。此类探幽阐微之考析，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1994）。
    冯天瑜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张岱年语），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也由此奠定了此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其间，冯天瑜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张之洞评传》（1994）、《辛亥首义史》（2011）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后一研究中，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堪为“口述史学”之典范。冯天瑜长期担任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纂，主持湖北省、武汉市的地方志修纂。文化史与地方史构成冯天瑜治史之一体两翼。
    （谢远笋，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概念史视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台湾思想文化史及现代新儒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