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经学研究的批评
    顾颉刚认为，经学研究以追求真相为鹄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明确经学材料的分类。经书文本是“本体”，是经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传、注、疏等是后人对经的阐释，是第二手材料，经学研究要以原始经典文本为首选，再对传、注、疏等作分别、系统的研究。以《春秋》学研究为例，顾颉刚说道：“从前人研究学问，最吃亏的是只会笼统地看，平面地看，而想不到分别地看，系统地看。就拿《春秋》学来说，他们把‘经’与‘传’看作是一物的，‘传’与‘注’、‘注’与‘疏’也是看作一物的，经传中的‘经’与‘史’(即‘圣人的大道理’与‘史事’)也是看作一物的。因为这样，所以性质十分不相容的东西会得杂凑在一处，弄得处处似是而非，一时不容易寻出它们各个的真相。”(20)历代经说之所以纷杂，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者舍本逐末，忽视对原始经典文本的研究，“注所以说明本文，疏所以说明注语。而经学家之流弊，至专争注疏异同，置本文于不顾，是乃得说明而忘其本体也。”(21)
    “以意逆志”，本是孟子针对《诗经》中“赋诗言志”而提出的《诗经》研究方法，用文本之言中“意”去“逆”作者的志，即指不拘泥于文字，而是透过文字去推测作者的用意，后来成为儒家诠释学的权威方法。顾颉刚不认同这种研究方法，因为主观成分过于浓厚，他批评道：“他一个人胡乱说不要紧，影响到后来的学者，一一照了他的路走，遗毒可就不小。二千年来，大家做诗学，遵循的是经典上的诗说；经典上的诗说可分为二种：第一种是春秋时人的‘用诗’，第二种是孟子的‘乱断诗’。这一班后学者，不管得用诗与乱断诗，以为载在经典的诗说都是‘以意逆志’的先正典型。”(22)的确，孟子将“读者”视为经学诠释的活动中心，而这个“读者”是以“诗无邪”的认识为解读前提的，这种模式，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以今“意”去推古“志”，如同在有限的囚笼中活动，失去了活力。只有以“作品本身的意义”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才能避免凿空之弊，更具客观性。当然，顾颉刚批评注疏的脱离文本，并不否定这些注疏的解释效力，而是想指出那些容易被忽略、误解的“经文原本”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此外，前人治经，大多只崇信经书而不注重客观研究，致使古书或遭亡佚，或遭尘封，对此，顾颉刚批评说：“我国前代人士相矜以专经之学，不尚泛览。以是所习之书虽背诵如流，而于寻取比较材料以作客观之研究，其事弥拙，坐使古籍尘封渐归亡佚，即幸而不亡者，亦无由呈现其所可用。”(23)顾颉刚提倡用诸子书、今文、碑版类书、文集等资料审定群经，而不是单纯地局限在经书范围之内研究经学，这一方法，开阔了经学研究的视野。
    传统经学研究以“考信于六艺”为原则，其影响之深，即使疑古辨伪的学者也难以不落窠臼。顾颉刚以司马迁、崔述、宋濂、万斯大等人为例予以说明。他批评司马迁和崔述说：“司马迁和崔述，他们考信于《六艺》；凡《六艺》所没有的，他们都付之不闻不问。这的确是一个简便的对付方法。但《六艺》以外的东西，并不曾因他们的不闻不问而失其存在，既经有了这些东西，难道研究历史的人可以闭了眼睛不看吗？况且就是《六艺》里的材料何尝都是信史，它哪里可以做一个审查史料的精密的标准呢？所以他们的不信百家之言而信《六艺》，乃是打破了大范围的偶像而崇奉小范围的偶像，打破了小势力的偶像而崇奉大势力的偶像，只挣得‘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资格罢了。”(24)他批评明朝宋濂《诸子辨》的辨伪方法：“他是用善恶功过的信条来论定古书的真伪的。这种的观念，在现代的学术界里是绝对站不住的了。”(25)清代万斯大《周官辨非》的不足之处在于：“万斯大的批判一切以儒家的道德观念为标准，所以我们在今天看来，他也有疑的不当的地方。”(26)前人虽然疑经，但疑经仍不能打破儒家道德标准的桎梏，这是现代经学研究必须引以为戒的。
    之所以“考信于六艺”，是缘于人们相信六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顾颉刚批评指出，六艺的真相并非如此。1928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讲授“三百年来思想史”时，说明了六经的“善变性”：
    为什么所有的争论都在六经呢？说也可怜，几千年来的学者都以天书的眼光来看六经，
    他们把实用的道德、学术、政治，要全由经学里引申出来。然而他们到底在六经里见到了什么大道理呢？实在也没有什么万世不变的真理，依旧是跟一时代的风气走。他们虽然跟了一时代的风气走而却自谓信守六经的法典，于是六经中便夹杂着各时代的意识，而号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六经，实际上却成了变得最快的东西(27)。
    人们以信仰的眼光来看待六经，道德、学术、政治，都与六经息息相关，时代变迁中，六经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各个时代的意识，如此一来，人们一直崇信的六经，实际上却成了变化最快、最多的东西，“考信于六艺”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对传统经学研究中的不合理之处，顾颉刚作了如下归纳：“从前人研究经学很不合理，或者以意补阙，伪作一书，或者故意立异，自成一派，或者迷信了古代的一个家派，自己投做了它的马前小卒。”这三点不足，我们可简括为补阙作伪、立异说称家派、盲从门户之学。可以说，顾氏的这一总结，一语中的，揭露了传统治经的“病根”，亦是他治经务求真实、客观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