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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曾熟读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可以看到，在1867年那个偏僻的法国边境小镇上，教师的授课、课堂的管理，粉笔与黑板、教学的制度和秩序，一切都和今天很接近了。其实，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较早完成的国家里，由政府统一管理的近现代基础教育体系基本都已经确立了，大多数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都将在学校接受国家统一学制和课程的培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教师负责教学和管理。在小弗郎士们的书包里，除了法语课本，也许还有历史课本、算术课本、自然课本……，分科课程、教材和教学的出现，是近代教育体制与古典教育最重要的分野之一。 当小弗郎士们背起书包走向学堂时，在大清帝国的广袤国土上，遍布各地的学校形式，还沿袭着千年以来的私塾、蒙馆、书院。学子们摇头诵读的还是“人之初，性本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课本则是记载2000多年前圣人言行的四书五经（启蒙读物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也都是动辄上千年的古董范本）。 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海战，大清帝国惨败于日本。国人痛定思痛，发现这个昔日的藩属小邦已经在数十年内把欧洲人的那套学得很像模像样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代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普及。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这是教育“西化”“近代化”功效的一个东方范本。一时间，“改革学制和教育”俨然成了挽救大清江山的一剂良方，学者撰文，百官上疏，政府派使团赴东洋、西洋考察，好不热闹。在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里，能听到大家以不同称呼提到同一个新鲜事物——“学堂功课书”“课本”“教科书”。他们所指就是在当时欧美各国和日本的学校里，学生们都配发的分学科、分学期、分程度的教学专用书，即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学校教科书。人们逐渐明白，新的教育格局需要新的知识结构来支撑。而传统的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等读物，都处于知识体系和学科划分的混沌状态，需要用新的形式来取代。可真正的近代分科教科书，直到19世纪末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从来没有接触过。 其实，甲午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近代教科书的踪影，只不过它们在一个特殊的圈子里——教会学校使用着，外界接触不易，知之甚少。19世纪中期以后，在沿海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西方传教士和他们的宗教文化力量获得了迅速发展。到1900年前后，各地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2万人，教会组织统一为这些学校编写、翻译了教科书。从这些外国传教士们编写的教学读物中，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逐渐成型的教科书编写理念，第一次知道了教科书是应该分学科、成系统，编排考究的，能给出重要事实和原理，使学生易于区别和接受。教科书的语言应该是明白朴素、生动有趣的……。 随着国人对近代教育（或者叫西式教育）日趋高涨的呼声，在上海、江浙一带的城市里，一部分开明士绅、商人开始兴办私立的新式学校（学堂），如著名的南洋公学（盛宣怀创办于上海）、无锡三等公学等。这些学校的教员一边教学，一边自编新式课本自用，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有南洋公学所编《蒙学课本》（1897年出版），无锡三等公学所编的《蒙学读本》（1902年出版）。这些课本的编写已经开始适应近代课堂教学的一些特点，如在内容编排上除了“课文”外，还有习问（向学生提问），教师辅导提示等部分，可以说是第一批中国人自编的近代学校教科书。但这些教科书的明显缺点是，学科零散残缺，不成系统，使用范围也不广泛。 在不可逆转的时势大潮中，大厦将倾的清政府不得不“邯郸学步”，仿照欧美和日本颁布了新式学制（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启动新式教育，同时废止沿袭了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1905年）。一时间，原本适应科举制度而设置的各级府学、州学、县学纷纷改办普通中学堂、高等小学堂，散布乡间的无数私塾、蒙馆也摇身变为初等小学堂，长袍马褂的山长、教授、塾师们也就地转业成为“人民教师”。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学校和激增的师生人数，使得合格的新式学校教科书和教育学书籍成为稀缺之物。这种巨大的需求，一方面催生真正系统、完整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一个新兴行业——近代出版业在清末民初的迅速崛起。 由中国近代出版业的鼻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1904—1909年出齐），是近代中国有新式教育以来第一套按照国家正式学制（癸卯学制）编写，由各学年学期、各学科分册组成，社会影响巨大深远的初小、高小、中学系列教科书。甫一出版，各个学科的《最新教科书》均被抢购一空，行销全国。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这套教科书长期占据了全国教科书8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立不久的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也借助这套教科书的巨大销售量积累了雄厚的家底，从最初的一个小印刷所，迅速壮大为远东第一大出版企业，开始了自己的百年辉煌之旅。 刚刚踏进20世纪门槛的中国，是一个交杂着矛盾、激荡也不乏光怪陆离的时代。在这套《最新教科书》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晚清社会的一些缩影。在《最新国文教科书》（1905年）的封面上，按照当时图书出版的惯例都列上了编撰者、校订者的籍贯和姓名。除了我们熟悉的张元济、蒋维乔、庄俞之外，还赫然有“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日本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字样。事实上，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几乎掀起了“全盘日化”的滚滚大潮，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资本注入了日本企业的大量股份，并聘请了日本学者、留日学生群体参加教科书的编写，一些学科的教科书干脆就是日本教科书的中文翻本。无论你的民族情感是否能接受，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和教科书，就是由这位后来的“侵略者”手把手扶持着起步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生用课本，商务印书馆还为每册都编撰了供教师用的教授法，类似于今天的“教师参考书”。但略加翻看你也许会哑然失笑，其步骤之详尽几乎堪比今天的“家常菜谱”，譬如某处教师应该指着某字问学生一个问题，某处教师应该回身板书某字等。不要觉得这样婆婆妈妈是一种多余，在清末仓促上马的全国基础教育体系中，最“短板”的恰恰就是师资力量。大批中小学教师昨天还是塾师、秀才、童生，丝毫没有新式教法的训练，手捧教科书茫然无措，唯有按照教授法亦步亦趋才能勉强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教授法用书的编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代行了师范教育的职能，直至后期国家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逐步好转。 与《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一样，在民族危难、国势飘摇之际，总有一批有识之士寄厚望于儿童少年、基础教育，甘愿抛弃个人得失疾呼奔走之。清末民初，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高梦旦、蒋维乔、王云五、胡适、林纾、丁文江、黎锦熙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新文化代表人物，纷纷投身于学校教科书这一“小儿科”事业。今天翻看百年前的《最新教科书》，竖排、文言、繁体、老式句读，泛黄脆薄的毛边绵纸恍如隔世，但我们依然能读出编者们在薄薄简册上倾注的心智与博爱，他们努力在让“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最新国文教科书》（第1册）编辑大意是：“内容选材不采古事及外国事，多及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多及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色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版式设计也务必让相关的图文排在一面之内，不让孩子们翻起来麻烦。甚至连纸张都十分讲究，“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尽管腐朽的千年帝制数年之后才彻底坍塌，尽管距离中国人真正站起来还须走过漫漫长夜，但在这部给整个民族启智开蒙的《最新教科书》中，无数中国孩子第一次读到了“人性”“自由”，读到了“科学”，听到了隐隐而来的“民主”春雷。 作者简介： 吴海涛，1973年生，四川南充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媒体宣传部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