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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解构与重塑过程中，“建国始祖”“民族始祖”和“人文初祖”成为近百年中小学教科书中最为经典的黄帝面孔。这几张面孔分别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告诉了学生“黄帝是谁”，同时也向学生传递了“我们是谁”的信息。 一、作为“建国始祖”的黄帝 中国正史中对黄帝最系统、最权威的描述恐怕要算《史记·五帝本纪》了。司马迁将黄帝描绘成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天下的帝王，黄帝于是成为“统一”的符号和象征，这个符号和象征也延续到清末的中小学教科书中。清末中小学教科书在描写黄帝时，基本史料和观点大多因袭《五帝本纪》。但是，这些教科书的视角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教科书编写者开始从进化史观的角度来审视黄帝功绩，认为黄帝建国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一次飞跃——从酋长政治变为君主政治。另一方面，司马迁笔下黄帝所管辖的地域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下”，而在晚清教科书中，黄帝所管辖的是现代意义上具有一定疆域的“国家”。 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的一系列课程标准强化了黄帝作为统一国家建立者的形象。据此，民国各时期的历史等教科书中大多都有“黄帝建国”或“黄帝开国”的内容。当然，并非所有教科书编写者都认同黄帝开国的观点。如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其编写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1925年）中，明确否定了黄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教科书使用了几年之后，遭到当局查禁。有些教科书编写者在写《黄帝开国》一课时，运用模糊手法把它放在“传说时代”或“传疑时代”的大标题下，表明“黄帝开国”只是传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古代史有关国家起源的论述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黄帝被定格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或者部落联盟首领，“黄帝建国”或“黄帝开国”的说法由此从大陆中小学教科书中消失了，教科书把黄帝与蚩尤的斗争描写为部落间的冲突。无论是黄帝与炎帝的斗争，还是黄帝与蚩尤的斗争，最终的落脚点都是部落融合。尽管这种融合的范围较小，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所折射出的“政治统一”意蕴。 从近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发展来看，黄帝形象由“建国始祖”逐渐变为“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这既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折射出社会政治的变迁。 二、作为“民族始祖”的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叙写了黄帝事迹后，结尾称许多上古与三代帝王都是黄帝子孙。在《史记》其他篇章中，不只中原诸国王室的始祖是黄帝子孙，中原周边的秦、楚、吴、越等国之君，也无不出于黄帝之后。这已经隐然建构起黄帝作为“民族始祖”的形象。在重视“慎终追远”的传统文化中，“民族始祖”这一面孔在社会集体记忆中的印象大概最为深刻，清末教科书仍然强化这一印象。 然而，在定位黄帝究竟是汉族祖先还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问题上，清末中小学教科书之间是不统一的，这主要受时局影响。清朝末年，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十分关注民族起源问题。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政府，将黄帝描绘成汉族的祖先，这显然是为了促进汉族的团结以实现革命目标。而改良派出于立宪主张，希望清政府自上而下改革，多将黄帝描绘成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以维持整个国家的团结与稳定。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派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官方论述中也将黄帝描绘成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科书把黄帝描绘成中华民族的始祖。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教科书明显强化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一方面，这是增强民族抗战凝聚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受蒋介石“中华民族由多宗族构成”观念的影响。到了民国后期，中小学教科书中，“中华民族的建国始祖黄帝”“中华民族开国的始祖黄帝”这样的标题屡见不鲜。这意味着，国家始祖形象的黄帝和民族始祖形象的黄帝已经高度融合，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国族符号，并通过教科书建构到民众日常知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科书一般不提黄帝是汉族祖先或中华民族祖先，最多只是说黄帝是黄河流域人民的祖先。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科书大多强调，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并注明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这种表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被尊奉”，意在表明，黄帝作为民族祖先是历史记忆或历史信仰。二是强调“华夏族祖先”，意在表明，不能笼统地说黄帝是中华民族或是汉族的祖先，尽管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因为，汉族本身也是华夏族和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发展而形成的。应该说，这种表述既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也不影响现实的民族团结，拿捏得十分准确、到位。直到本世纪初，众多版本的初中、高中新课标历史教科书基本上都沿用了这种表述。 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编写者在描述黄帝的时候，总会遭遇如何从民族的角度刻画黄帝形象的问题，始终在“华夏族始祖”“汉族始祖”“中华民族始祖”之间游移。不管小心回避还是大胆使用“民族始祖”之类的字眼，不管把黄帝称为汉族始祖还是中华民族始祖，不管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还是从历史信仰的角度来呈现黄帝的面孔，都体现了教科书编写者维护民族团结的初衷。 三、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 清末教科书中，把黄帝描绘成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不在少数。到了民国时期，仍然有很多教科书坚持这一说法，认为黄帝不仅是建国始祖、民族始祖，而且是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不过，很多民国时期的教科书都指出，把这些发明归功于黄帝，只是后人的附会而已。如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1932年）就说：“从农业社会成立以后，自有拓辟疆土和组织政体的需要，于是产生黄帝武功方面的传说；又自有改善生活与防御敌害的需要，于是产生黄帝文治方面的传说。他们先想象一位奠土建国的帝王，后将社会上逐渐改进的事物托始于若干突出的创作者；而这若干的创作者，又为体系的完整起见，应用君臣的名分，将他们集中于黄帝的名义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陆中小学教科书一般不说黄帝是中华文化的创始者。具体描述原始社会晚期的发明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1960年）是这样描述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远古的人们长期劳动的成果，传说里把这些成果都归集在黄帝的时候。”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句话，遣词造句实则颇费心思。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把发明创造归功于普通大众，二是把发明创造归集于黄帝时代，而非黄帝个人。这与“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观点相一致。 到了21世纪，大陆历史教科书和社会科教科书一般都称黄帝为人文初祖。个别教科书措辞较谨慎，如“黄帝被尊为华夏族的人文初祖”。但更多的教科书将黄帝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有的教科书刻意在“民族始祖”与“人文初祖”之间作了区隔，从民族史的角度将黄帝视为华夏族的祖先，而从文明史的角度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忽然之间，教科书中黄帝的形象聚焦在“人文初祖”符号下，这并不是偶然的。 从学术发展角度看，自20世纪末开始，学术界“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黄帝传说应当有密切的关系。此外，指导教科书编写的史学理论变化也导致“人文初祖”概念凸显。 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两极格局解体后，从民族文化角度重新定位和凝聚国家成为一种潮流。黄帝的“人文初祖”形象闯入教科书编写者的视野，大概也受这一潮流潜移默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无论如何描绘黄帝的形象，最终指向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教科书中的黄帝形象不断变化，甚至反复呈现，而且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种类教科书中也是多样的。一方面，这说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虽然都指向国家认同，但这三个层次之间有潜在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这说明黄帝作为国家认同的符号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诠释空间。在远古神话中，黄帝具有三张面孔，这恰恰隐喻了黄帝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多方面的象征意义：他可以是政治英雄，可以是民族英雄，也可以是文化英雄。至于其本真的一“面”，也许永远隐藏在历史长河之中。 作者简介： 王世光，1975年生，满族, 辽宁宽甸人。历史学博士, 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