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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H.金与中国传统 美国土壤学家F.H.金在1909年对中国的考察，不单用现代科学揭示了中国有机农业的持续性问题，而且对江南细微处的景观作了细致地观察和理解。他的《四千年的农民———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是一本伟大的学术专著，出发点是解决世界性农业问题。他在研究技术形态的同时，也对江南田野的景观有详细地记载和研究。他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农学家不谋而合，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 金用照片见证了吴淞江两岸狭长而陡的山坡地上的光秃景象，这种景观也是罗斯所描述的那种景观，他看得更为仔细，也知道江南发生的强人口压力与燃料危机。“那里的树木沿着山坡呈带状分布，树龄在2-10年之间。它们与垂直边界地区不同年龄的树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特别狭长的地方还不足两根木棒宽，其中一个地方的树木最近被砍伐光了，我们沿着这儿走了很长一段跑离，看见周围的松树生长状况非常好。在一片30×6平方英尺的土地上，树木多达18棵。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被砍光了，连树桩和粗大的树根都被挖起来用作燃料。”这种砍伐使古代的森林更加减少。近代上海的兴起与人口聚集引起的燃料需求大规模增加，林地破坏普遍存在，虽然当时也有植树造林和林地的维系更新。在上海吴淞江西岸的山丘上，他看到，“许多人挑着扁担将一捆捆的树枝运下山去。我们就山坡地的造林计划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树根能回收利用使广泛地挖掘树根成为必然，树根被挖起后，新的树苗便能够迅速成长。因此这儿并不需要大面积地种植树木”。一般家庭有培育松树苗的苗圃，苗圃处的树苗生长，异常迅速。他的描述似乎在纠正李希霍芬的陈述，想说明虽然中国的山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人们也正试图恢复这种山林生态，他的目的是想说明东亚的农民更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金发现东方的田野时空是一种拥挤的时空。这包括一年四季集约化耕作，田野的自然景观在农业集约化下产生的复杂度。正是这种集约化空间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经营，西方大农场那种整体景观没有出现。华北有间作与套种，江南有各种各样的灌溉河道与小水塘，地面上有各种积肥设置，秧田与插秧田景观各有特色。他在浙江看到一块刚刚整理好的稻田，准备插秧。田被整理过，挖出的泥土被弄成了粉末，然后与泥浆混合在一起。这种挖土填土的过程，对一个中国人而言再平常不过，金却视为一种独特的农业经营。有序的插秧人群，也成了他关注的对象。水车灌溉，运河旁的水车棚，也都是他欣赏的对象。古代文人也对这样的稻田与人群进行过赞美，小农经济与江南地貎结合，孕育出陆游和范成大的田园诗歌。当时的江南田野，生态未遭大规模地破坏，适合士人审美。南宋的楼璹在临安做於潜县令时，访问田夫蚕妇，制成耕图二十一幅，织图十二四幅，此为《耕织图》。《耕织图》本身说明了农村一般农民的审美关注，与此同时，《耕织图》中的景观，特别是农夫、田埂、稻田、秧苗以及家庭内的织机，也是士大夫的审美对象。农夫在有风格的田野上耕作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朴拙之美，这种美为中国各阶层所共通，也为西人所欣赏。 田野中的积肥景观是江南集约有机循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农业的生态系统维持中，积肥不可或缺，但这部分景观被传统的中国文人抹去，因粪屋与便缸景观不雅。不过江南古代农书的作者们却重视这类设施。陈恒力对南宋陈尃《农书》中所讲农居之侧的粪屋有所复原。《补农书》讲调了肥壅的重要性，记了“粪窖”和“粪潭”等设施。尽管如此，陈恒力认为古人并不重视积肥设置，北方的粪堆积于屋外，南方的粪缸露天放置，会受到雨冲日晒的损失。陈认为西方人更重视这类设施：“我曾听去过比利时的同志说：比利时人口众多，已耕地少，农家特别重视积肥设备，做成大粪池，用水泥抹墙，上也有盖，不使人粪尿一点损失，又讲究保肥料的质量。”其实，中西方常常相互误解，金与西方农学家就对中国古代的粪便处理有很高的评价。金描述的这一部分景观，不是批判的眼光，而是欣赏的眼光。这一部分景观，连士人都视为不雅，西方人士却认为中国的粪便处理有益于公共卫生。金引斯坦力博士1899年的讲话说明中国经验：“从中华民族诞生以来的3000或者400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一直都显著地超过死亡率，且中国的卫生情况比中世纪的英国要好得多。家庭卫生的主要问题是每天打扫房子，假如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又能获得一些额外的利益那就更好了。极富文明的西方人焚烧垃圾，将污水排入大海，中国人则是将两者都用作肥料。中国人不浪费任何东西，并且总是将神圣的农业职责铭记于心。对细菌的研究工作表明，处理人粪尿和生活垃圾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们埋在干净的土壤中自然净化。”斯坦力博士认为上海没有什么必要建设西方式的卫生系统，中国传统处理方法即可。 金的价值判断往往也与江南乡下人一样，松江与上海的农民可以辨析土地粪力。同光年间的《吴下谚联》有言：“粪，所以美土疆。清者力薄，浓者力厚，此自然之势。何松江之一清水者，反胜于上海之浓厚，以铁搭坌取者乎?盖上海土高宜麦，与华、娄产稻之乡异。松江人每嘲为东乡吃麦饭，故其粪无力。松江人心思尖锐，不似上海人直遂，上洋人每嘲松江人从肚肠中刮出脂油，故粪虽清薄而有力。”作为20世纪的美国农业土壤学家，金对人们的施肥和耕作有特别的观察。中国古代的农书和农谚中都有对农民施泥肥重要性的阐述，金也详细地记载了昆山和嘉兴一带农民挖河泥并堆叠到稻田或桑基上的情景。他观察到河边田地每英亩的淤泥堆积量达70吨。淤泥堆于河边，形成有坡度的田块。一些地区的淤泥堆于路边。上海附近，他看到人们利用退潮和涨潮之间的空隙从苏州河里挖淤泥。“农民还告诉我们每两年这些淤泥就会被更新一次，要是能够获得一些其他更便宜的肥料，更新的周期就会更长。”在嘉兴南部，“淤泥在田地的表面形成了一个2英寸厚的松散保护层，下雨的时候淤泥在雨水的冲击下会变得更加坚实。雨水会携带一些泥土而来，这些泥土在地面堆积的厚度不超过一英寸。因此，每英亩桑园土地的重量可能都超过120吨”。游历上海、嘉兴和杭州时，他发现：“这些土壤是从农田周边的沟渠里挖出来的，之后它们被堆放在河床沿岸。据我们判断，运河里的泥沙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它们可能吸收了石灰、磷酸以及碳酸钾等水溶性物质。据一些农民判断，它们也可能在水中经历了生长或者发酵等过程。正因为这些变化，人们调换土地的劳动才有了价值。将土壤堆放在河岸上，是为了方便用船将它们运送到桑园中去。”为了一点肥力，人们在搬运大量的土壤，土壤景观处于这种不断地被折腾状态。土壤的堆叠，可以快速地影响小地貎环境。徐琪指出：“在圩田地区，除开沟排水外，大量施用河泥，垫高田面，以逐步降低地下水位成为改土的主要措施。根据当地施用泥肥习惯，以每年每亩施用河泥40-50担(约合4000-5000斤)估算，每六七十年即可垫高一个耕作层(20厘米厚)，每三百年大致可堆迭成一个1米厚的土剖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