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湖地区的桑基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这种农业可以塑造美丽的河网、水塘、桑树和采桑女的景观。农民精明地经营着桑基农业的空间。外国考察者经过运河时，只看到桑树景观，没有细致考察农业的形态。金博士对桑树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农学家十分相似。明清时期的江南农书讲到的拳桑被金用相机拍到，他看到三排桑树与两边的稻田相间的景观，还看到一些刚刚修剪过的老桑树干和刚刚长出第一季桑叶的桑园相并排。他对桑树的观察是植物学家式的：“树上的长枝是由去年的嫩芽长成的，而且它们上面的桑叶至少已经被采摘过一次了。在长势良好的桑园里，树枝可能长到2-3英尺。”他看到的桑树，大多具有12-15年的树龄，“树枝的末端能不断生长主要是因为每年都会对树枝进行修剪。树底下的土壤上覆盖有一层厚厚的刚绽放的粉色苜蓿，之后会将它们埋进土壤里，它们就会为土壤提供氮和一些有机物质，腐烂之后它们还会释放出一些钾、磷和其他矿物物质作为植物养料”。桑树景观经不起战争摧残，桑蚕业需要的积累比较多，战争环境下，养桑的时间较长，投资没有即时效应。愈樾发现他的家乡湖州在太平天国时期难以养桑。“吾湖蚕事，甲于海内。而兵兴以来，受害最酷，菱湖、荻港等处，向称蚕桑渊薮，而村落化为邱墟，人民转于沟壑，几乎靡有孑遗焉。意者积数百年养蚕之孽而发之一旦乎?”在这种情况下，“广种桑树，不如多植木棉”，正是这一战争环境，导致了桑地景观的变化。 嘉湖平原的人们挖河引水蓄水，不断地堆叠土壤，扩展桑地面积，地面变得高低不平，这种高低不平有一定的美观度。建房的房基高低不平与挖池后形成的桑竹种植相配合，形成一种美化。“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于沟，通于沟则妨邻田而起争。周池之地必厚；不厚，则妨邻田而丛怨。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种桑竹、培房基和桑基，美化了田园与房屋。陈恒力认为明末清初的旱地和稻田的平整程度比20世纪50年代好得多。他在杨园村发现：“桐乡县杨园村一带的地基比田面一般高六、七尺，低的三、四尺，高的十余尺。事实上从那时就已开始使整个地形复杂化起来，一是使地基高，一是使池塘深，一是使田面小。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设计，在一个小地段内，使田、地、池错综起来，就形成了地面的高低不平。” 清代以来，蚕桑大利，农民的培土热情日益加高，桑地扩展，景观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金看到的挖河泥与土地不断地被折腾的状态，是长期以来的一种活动。肥力决定了地表景观的变化。生活于18-19世纪的钱泳曾指出：“增筑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筑若干，高取葭菼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杨以护之。后年增若干，高取罱泥以益之。三年之后，草木根深，隄岸坚固矣。”在这一过程中，取别处之土以增圩岸。“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筑之，或罱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无从取土，则在田中开一塘，挑泥增岸，盖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实之，并无妨于田也。”挖河泥的过程，伴随着水塘与河港水利设施状态的维持。金看到桑基农业所呈现出来的小规模景观特色，桑基鱼塘是河港末端发展的结果。照片中河道有船，河岸上有成排的桑树。无桑树的区域为蓄水池和水塘，河渠连接着水塘，“它们之间通过表面沟渠和运河相连”。水塘与河港相连，水塘的淤泥可以肥田，他也看到水塘与小路的景观。 随着土地升值，田园规模减小，大量士子在小生境基础上寻求环境怡情。张履祥提出凿池形成小环境，在小环境基础上精细经营，以此形成士绅的优雅生境。这种小生境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池塘边种桑竹，然后筑室。“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林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旁室穿井。如此规置，置产凿池，约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其作室亦需此数，非力所及也。积渐废产以置产，约略相当，作室则全无措手矣。”这种耕读之境需要士人家庭的长期积累，还需要小农的种植与经营经验。水塘在嘉湖地区是用来抗旱蓄水的，也被农民巧妙地利用到生态循环中，因此农民视小水塘为宝。这种经验一直得到持续。在海宁县袁花公社，集体化时代有“弯弯曲曲的沟渠七高八低的田地；零零星星的田壤；稀稀拉拉的专桑(专业化桑园)；七零八落的溇潭；继继落落的河浜；东分西散的住房”之说。1970年代的档案曾这样说：“溇潭多，河港少。田间积水多，地下水位高。小农经济看作‘金饭碗’的溇潭一千四百零八只，面积达一千五百五十九亩三分。”90%以上的渠道是弯的，水乡特色强烈，水网末端非常复杂。明清时期的破碎化与圩田小型化演化，形成了有特殊生态意义的小水潭。这种小地貎上的自然生态循环，构成小农的金饭碗，是小农稳定的生态基础。这种小农经济的基础景观与当时集体化时代的制度体系不吻合，致使这种小型的生态景观在集体化时代逐步消失。 田野中泥土小路，是古今中外的审美主题之一。江南的小路与圩岸一体，加上小桥流水及其与周边植物配合，有着非同一般的美。小路的复杂，应该是个体地块产权分散的一种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士人突出小路的田园风光审美。在修路时，道路的占地，需要得益的小农有共同的认同并且捐出一段路面，“农民为修筑道路而捐出的土地都不会是笔直的，因此，所谓的乡村道路就是逶迤曲折，比两地的直线距离增加了一半的长度”。明恩溥曾经描述过乡村道路那种缺乏养护的状态。在北方，人们不向道路提供泥土，路面很快低于周边的田地，再加上排水时人们向道路排水，由此道路会成为死水河沟。江南的路多是圩田岸，明显地高于田地，经过较大河流时有优美的拱桥，远比北方乡村更有诗意。麦嘉湖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没有路权，大家都使用时便是公共的。他认为自然的路是最好的。小路弯曲，使人迷惑，是一种防御外人的手段。“大自然不赞成这些正儿八经的大路，于是通过风霜雪雨，通过杂草蒿莱，通过野花和灌木，竭尽全力让它们与周围世界的美协调一致。”小路在雨水时泥泞，是其生态性的一面，于人不便，却是生态的，可持续的。“雨一直在下，小路在那些优雅地弯向路面的低垂的稻穗中间蜿蜒穿过，形成完美地弧度。它只有一英尺宽，即便是在晴好的天气，脚底下也需要相当的稳定性，才能避免滑入那黏糊糊的污泥中。”他认为中国的小路不像西方那样被用于审美目的，他也认为具有审美景观价值的是那些桥。其实，士人文化有深厚的小路与小桥的审美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