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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上午，在8卷本《西藏通史》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之际，《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对《西藏通史》的出版予以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从坚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来看，《西藏通史》作为典范当之无愧。《西藏通史》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以各民族共创中华、共建中国历史的历史观为统领，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叙述为重点，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视野下，揭示了西藏地区与内地及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呈现出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画面。同时，《西藏通史》深入把握西藏地方历史的发展态势，有力证明了“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古代史充分体现了“多元一体”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从西藏的早期历史到吐蕃、宋、元、明、清历代，一部西藏古代史充分体现了“多元一体”这一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西藏通史·早期卷》以“西藏史前考古文化特征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为主题，重点揭示了西藏考古文化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发掘西藏文明内在源泉之后，通过阐述西藏史前考古文化与甘肃、青海等地文化以及中原地区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探索其不断发展、生生不息的外部动力。 《西藏通史·吐蕃卷》则述及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创立和完善各项制度，繁荣民族文化，并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加强与唐朝的关系，通过和亲联姻等方式，大力吸收中原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密切藏汉民族的友好交往，造就了彪炳史册的吐蕃文明。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大批的物品、书籍和器皿。其中，除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量身佛像之外，还有360卷佛经、两万件丝绸锦缎与服饰、300卷占卜历算书籍、60种工艺书籍、能治疗404种病痛的药物、100种诊断医术以及蔓菁等植物品种，还有茶叶茶具等。据《旧唐书》记载，“高宗嗣位，授弄赞（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接着吐蕃使者“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松赞干布）为宾王，赐杂彩三千段”。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继吐蕃王朝之后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元朝的大一统带来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安定，驿站的建立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方便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人员往来、经济联系和宗教文化交流，西藏地方萨迦政权的崇高地位和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巨大影响，展现着元代西藏地方所取得的政治进步和文化繁荣。 据《西藏通史·明代卷》阐述，到了明代，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艺术等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频繁的双向交流和融合。茶马贸易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茶马古道的繁荣兴盛极大促进了藏族与其他各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作为内地和西藏联系的重要经济纽带，茶马古道也成为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和宗教文化交流之路。通过茶马古道，丝绸、布帛、马具等物品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运往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而从西藏运往内地的物品则主要包括马匹、羊毛羊皮、牛尾、毛毯、氆氇、麝香、药材等。沿着茶马古道前来内地传法的西藏高僧和前往西藏担负使命的内地大德同样络绎不绝，通过这条道路，两地的精神文明交流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藏族民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记载道：“汉地的货物运到西藏，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要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些语句形象地反映了茶马贸易对加深藏汉民族友谊、促进民族团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清代是西藏地方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历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在清代，西藏人民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更趋频繁，正如《西藏通史·清代卷》前言中指出的：“藏族与汉满蒙等各个民族的频繁往来，是促进西藏地方发展的动力，构成了整个清代西藏地方史的壮丽画卷。”藏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融在清代更为普遍。以纳西族和藏族的相互交融为例。根据有关调查材料可以发现，当年大规模移民时进入藏族聚居区的纳西族，在许多地方融入藏族，成为当地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木氏土司时代的纳西族移民后逐渐融入当地藏族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长期的普遍的相互通婚。也有其他民族藏化的例子，例如清朝嘉庆、道光时期，西藏驻军的部分人已经和藏族居民融为一体；在18世纪中后期，山南泽当有30多名汉族居民，在当地建关帝庙一座，与当地藏族世代友好，频繁通婚，亲如一家。这些例子，在《西藏通史·清代卷》中都有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