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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西藏”，因其独特的民族、宗教景观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令人神往的文化秘境。几百年来，裹挟着西方想象与藏文明主体性的发展之路，常常忽视了内地与边疆、地方与中央的思考路径。本文作者以西方想象“西藏”的形象性或概念性叙述为基础，反证我们自身的知识体系内、一种超越欧洲-西方话语的思路——“共主”体系，以表达自身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为优先的认识论、本体论出发，确立中国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天下共主”。 对“西藏”的想象已经成为一个难解、富有争议性的题目。本文从这一议题入手，将之拓展至对藏文明的想象，以期走出这一想象困境。19世纪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东来，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人们称之为“民族觉醒”。数十个世纪都未曾以“民族”为生活标准的人们，会在一夜之间“觉醒”，可见这一概念的魅力之大。它直接造成多元多样的现实与“同质民族”的国家诉求之间的紧张，也使得我们对未来的选择与欧洲-西方的概念捆绑在一起，湮灭了另类的可能性。其中，藏汉文明皆有不菲的贡献。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展现出更为宏大的存在方式，在认识论上给予世人的启示亦多。 西方想象“西藏”的方式 西方对“西藏”的想象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形象的想象，另一种是概念的想象，由此也就分别触及到形象史和概念史的研究。最近沈卫荣教授在演讲中对前者有较深的论述，涉及西方把“西藏”妖魔化和神话化的历程及其机制。我们如果追问西方语境中“西藏”（Tibet）究竟是什么，就要离开“形象史”的思路，转而考察概念史的议题。可以说，所有欧洲-西方人，不管他们对“西藏”持有怎样的价值判断，对之是妖魔化抑或神圣化，都有意无意地共享同样的概念，首当其冲的便是“Tibet”。何谓“Tibet”？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欧洲-西方文献中的“Tibet”不能译为国文中的“西藏”。事实上，“Tibet”和“西藏”这两个概念有着相当不同的塑造历程，所指亦不同，将二者等同起来会带来大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Tibet”仅仅是欧洲历史上用来表达这一区域的各种符号之一。据统计，13?15世纪的欧洲文献中，有关的名称有29种之多，1747年的一项统计亦显示有20种不同的名字，其中“Tibet”的形式是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16世纪末，伴随欧洲耶稣会士阿卦维瓦在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英国商人费其等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地带的活动，欧洲人对这一区域的知识得到更新，新的称呼也就随之而来。“Tibet”的拼写法便是这一新知识时代的产物。 概言之，“Tibet”是欧洲东方学家们根据不时获得的信息，一直在塑造的地理概念，既不是指“西藏”，也不是指藏文明区。元以后，欧洲学者一度将其归入鞑靼范畴，18世纪以来，又将之归入China之内。这些归类并非因为他们了解到历史事实真是如此，而是出于欧洲自身的视角和利益——将之归入鞑靼范畴，是因为欧洲人在中世纪时受到蒙古西征的震动，因而对“鞑靼”存有某种敬畏乃至恐惧性的想象，以及马可波罗等人曾提及鞑靼统领这一区域；而将之归入China之内，则源自于传教士们对教区的争夺，耶稣会士们以耶稣会早已开始经营China，而这个区域又属于China，所以这个区域的传教权应该属于耶稣会。因此，在欧洲的地理概念中，这个区域归入哪个范畴，决定权和决定的理由在于欧洲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切身利益，这无疑是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中心对世界的划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