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藏文明为例子来看，共主体系是层级递进的。譬如历史上不丹、拉达克、锡金等地皆曾向拉萨的达赖喇嘛朝贡，而后者则不时前往北京觐见清朝皇帝。由此形成类似于谭拜雅所说的星系政体，是以典范为中心层级呈现的剧场模式；也是交错纵横的体系，譬如在宗教信仰的角度，用西方概念或可称之为宗教主权，其与政治主权互相交错、并行不悖。如司马少林氏所说，它是借由财富的路径而实现对人的运作，实现人的凝聚，与资本主义借助人而实现财富增长的模式相反。共主体系的终极指向不在人世，而在尘世之外。被寄托的他者，因来自远方的不同的、多方的寄托，常常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形式，成为共主。此外，共主为了交通诸方，常常会编纂多语文字典。 共主思维方式来自于这一共主体系，类似于20世纪40年代李安宅所说的内地与边疆因分工而互惠互补，进而达致更高的总体呈献体系。共主体系和“共主”思维方式的基石是中国诸文明相对不重视“族”的思想积淀，如道家和儒家的天下观，都明确地排斥“族”在思考天下时的位置。佛家思想同样摒弃“族”的观念，如说人有贪嗔痴三毒，是为一切烦恼的根源；三毒之中，痴毒最重，是为无明，为十二因缘之首；十二因缘包括爱（贪图享乐）、取（贪欲转盛，四处追求）、有（追求诸境而引起善恶业）、生（因现世的善恶业，在来世时依旧在六道中轮回）、老死等。显然“族”是佛家要克服的执着之一。2013年，索达吉堪布在美国麻省堪布里奇镇哈佛大学讲演时，座中一位来自拉萨的听众问到：若要为家乡和民族的经济发展服务，一定得当官才行。这个当官的想法是出自私欲还是慈悲心？堪布认为，发心是利他，但当官以后，许多人开始为利己服务，是私欲无疑；若依旧是为民族、为他人服务，则可归入广义的私欲，当属慈悲心，但仍是“我执”的一部分，因而不能出离轮回。也正是这些非民族、超民族的思考方式，极大地抑制着欧洲-西方的民族性思路在中国泛滥，并且提供了另类可能性。譬如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诸民族的文化互动，产生本土化的教派，如西道堂等，其在融合儒家文化和藏文化方面的贡献尤其出色。 与此直接相关的便是，“共主”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而非个体性，如李安宅用区域分工、功能互补来看待内地与边疆在精神、人格、风俗、物产、专长等方面的关联。1985年，马寅提出自古以来在一个地区内、地区之间、地区和全国是“互相依存、互相支援”的关系。这些看似平等的群体，实则形成等级。马戎认为，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推进一层，认为历史上蒙、汉、满诸族皆曾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许多群体在参与“核心”的形成过程中，“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王铭铭把共主体系视为超社会体系，是超越政治有机体的。若此，则共主体系不限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 所有共主体系都是某种宏大观念的实现，如藏文或所表达的“共同推举的领导者”那样的意思；它以某个混杂群体为根基，而这种理念的实现又必须超越该群体的界限；但它并不要求各群体放弃原来的身份，而是在此之外，为其激发出新的可能性身份。共主体系之间的分合联结，有赖于共主的包容力：这是一种总体的综合性能力，实因共主即是总体社会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