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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用旋涡模式来理解共主体系：吐蕃较晚加入中国旋涡，参与逐鹿游戏，青海甘肃的部分地区则较早，并多次割据于中原，而“公元763年，吐蕃曾一鸣惊人地攻陷了中原王朝的首都长安，几乎有机会入主中原却终于功败垂成”。他可能侧重于军事方面的实力，而忽略藏文明介入中原的漫长历史而形成的“藏文明之中国”谱系，如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徒在现代中国建构中的独特位置。宝力格对元和满洲体系的思考，强调的也是我们所说的共主性质，特别是僧格林沁与大清，宛如附着关系，而其基础则是满蒙贵族联姻造成真正意义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满洲人还需要处理他和西藏的关系。如何处理呢？不是直接和西藏产生联系，而是把西藏拿过来之后，反过来用宗教信仰来控制蒙古人。”这恐怕就是赵汀阳所说的惠此中国的“旋涡”：“中国为什么滚得越来越大了呢？就是因为外界都来中国，也就是向中心靠拢。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一种向心力，周边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如果再加上司马少林（MarshallSahlins）所说的“嗜奇”（marvelousness），即各地对远方“中心”的向往具有神圣属性，这差不多就是对共主体系的完美解释。 任何一个文明体系都是共主体系。就藏文明体系而言，在格鲁派盛期，各地信徒前去拉萨朝圣、供奉，恰如一个信仰格鲁派的共主体系。布达拉宫内有一殿称为“利马拉康”，里面供奉来自蒙古、喜马拉雅地带如阿富汗、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和内地等的响铜佛像，多达3500尊，最早的是北魏时期，明代时期的即有数百尊。最近考古学家霍巍根据详实的考古材料，提出“青藏高原丝绸之路”概念，将西藏与周边文明的联系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史前时期即有的通道因吐蕃王朝而拓展，形成网状结构，沟通诸方。 石泰安对藏文明作为共主这一现象，有过一个精彩的案例分析，此即格萨尔史诗的形成与传播。不同于欧洲单一中心、单向传播的传统文明传播论。石泰安则认为，各种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元素，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汇聚出一个文明高峰。他巧妙地将史诗形成的历时过程与空间进程结合起来，实际便有两个过程：漫长的史诗形成和定型过程；之后是史诗的扩张过程。史诗从藏文刻本、口传本到其他文字的扩张过程，其中的各种元素的流动可以说是：来来去去都和合，聚合离散皆是缘。史诗的流传形成大型的历史过程和空间过程：从一地传到另一地，从各种元素的平原汇聚到高峰点，从极盛的高峰点传到四周各个地方。这里的文明是混融，是混融中的另类秩序。格萨尔史诗中的恺撒元素，在罗马帝国那里是高峰；四天子理论和世界之王理论，在印度文明那里是高峰；本土的疯僧、萨满在西伯利亚是高峰；突厥-蒙古的军王和关帝在汉地文明中是武神/武圣的高峰；淘气孩子的故事范型，在中原汉地是高峰。这些来自不同区域、不同的文明高峰的元素，在吐蕃的东北区域得到组合，结合唃厮啰和林葱土司的王权诉求，混融为一种完全不同而又完全分不开的文明高峰，即格萨尔史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苯教、藏传佛教乃至于在小山顶上建庙这一传统，皆有自己的形成与扩张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