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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科学》杂志刊发了题为“谁是Tibetans”的新闻特写（NewsFeatures）。作者邱瑾穿梭在西文概念之间，旨在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中国和某些科学家说他们（Tibetans）是Chinese，但其他人却看到更为丰富的图景。”她在貌似噱头之下，通过中外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等提供的证据科普性地表明，在过去两三万年中，从中亚和喜马拉雅地带到青藏高原和阿尔泰山脉地带，青藏高原的人群是欧亚人群的熔炉之一，后来者不断加入先到者中。尽管她将现代西方的概念“Tibetans”和“Chinese”等投射到遥远的历史时期，故而有在历史上进行民族识别之嫌，但历史上青藏高原人群的混杂是成立的；石硕根据考古材料提出，新石器时代的西藏有藏东、中部腹心地区和藏北三大人群系统，与黄河及长江上游、西喜马拉雅地区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 有关人群混杂的文字记载则更为常见。譬如1941年克什米尔森巴部落入侵中国西藏属地拉达克后，进入阿里，藏军在战争中俘虏对方二三百人，“放到西藏各地。他们虽在各地安了家，但他们的相貌和西藏人并不一样，藏族称他们的后代为森珠”。他们今日已经成为藏族的一员。李安宅曾在中国西北的甘青川交界地带的现实和历史中，发现存在多族、多文化此起彼伏、交织形成的“复异”特点。近来在藏彝走廊的研究中，在中国考古学者的视角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 概言之，如果要理解上述事实和观念，就不能用欧洲-西方的规则。如萨缪所批评的，欧洲-西方的民族-国家话语已经笼罩着非西方世界，使得这些用西方话语难以理解的事实和观念，以至于舍此我们将无法表达。是否存在一种超越欧洲-西方话语的思路？ 共主体系及共主的思考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忘记自身的知识体系，以及天下观，但这个视角从未在历史长河中消失过。我们把这样一种想象藏文明的方式称为“共主”。“共主”的思维方式意味着它不以血缘/血统为基础，不以之为归宗或出发点。欧洲-西方基于血统的民族观念是与共主思维方式背道而驰的，尽管欧洲的概念谱系中也存有某种类似的观念，例如帝国观与共主观亦有相近之处，但其对于化解现代民族国家困境的作用相对有限。 从本体论来说，共主体系首先是指地方性政治常以草根权威来体现。某一地方的共主因某种理由，对他方心悦诚服，把自己的权威身份，寄托于远方的他者，需后者确认自己在当地的共主身份，而远方他者在当地，亦需要寻找一个代表性人物为其代理。如约1239年，窝阔台次子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除武力解除当地可能的抵抗外，就是要找一个可以代表西藏的人物，首先找到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直贡寺的京俄仁波切；后者推辞后，又找到萨迦派的首领。贵相巴说：元朝末期，“萨迦和帕莫主巴发起内争，帕主战胜了萨迦，控制了西藏地区。然后帕莫主巴派人到北京向皇帝请封，元顺帝便封他为‘大司徒’，命他接管西藏地方事务”。此后两世而至扎巴强秋，他继位后，“内地已是明朝了。这时，扎巴强秋便向明朝皇帝上奏请封，明朝皇帝便封扎巴强秋为藏王”。因此共主体系是超地域和跨地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