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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藏文明的同质方式 20世纪前期，欧洲-西方学者相当费劲地将涉藏的中国历史放入欧洲-西方的分类体系。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不免让人感觉到别扭。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将“Tibet”塑造为同质的实体。这一方法论上的难题，恰好比把中国说成是同质性的实体。 不同文化的分类体系各异。1975年，戈尔斯坦发现尼泊尔有一个“泛藏系族群身份”的分类。三十多年后，笔者在尼泊尔发现，“泛藏系族群身份”在极大的程度上依旧是梵系文明的想象。一位从国内到尼泊尔访问的藏族朋友，关注特里布文大学有没有“藏族”学生。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但这是一个跨文化、跨国交流中的难题。首先，尼泊尔没有像中国政府那样进行民族识别，所以没有“藏族”的概念；其次，他们所说的“Tibetan”，指的是四水六岗（古代藏文典籍中对青康地区的总称）的后人和后来从中国去尼泊尔的藏族，不包括已经在尼泊尔生活数个世纪的讲藏语的族群或种姓，而后者则包括夏尔巴、喇嘛（实际是从夏尔巴中分出去的一支）、达芒、古荣、莱人（Rai）等诸多种姓。如果按照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制定并维持至今的民族识别标准，这些群体无疑应该划为戈尔斯坦所说的“泛藏系族群身份”。但保有自身文明传统的尼泊尔政府并没有进行民族识别的“冲动”，尽管尼泊尔国家对种姓身份的形塑不言而喻。 可以说，一个纯洁的“族”，只有在国家的分类、学者与政客的想象中才存在。“彝族”、“藏族”乃至“汉族”皆是如此，其背后存在某种人为建构。举个例子，根据瑞士学者岳安歌对“汉族”的研究，中国的群体关系有一个从传统的文化主义向国族主义转化的过程。譬如明清时期的“汉”是一种文化身份，谁都可以取用，甚至可以协商。 但19世纪后半期以后，“汉”这个范畴逐渐种族化，变成边界僵硬的、封闭的同质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识别出来的“汉族”，其实是一个由国家创造和在场维系的身份，“汉族”只不过是将那些分异的汉人团结起来而已，不然他们就是四分五裂的。 问题在于，国家识别出“汉族”后，其形塑这一身份的能力却很有限。身份证上标识为“汉族”的人，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往往会用别的身份来界定自身，其中地域甄别（如上海人、四川人、苏北人等）、城乡差异、本地人与外来者之分、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等范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使得在国家范畴中统一、同质的“汉族”，分解为各种各样的族群；而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人接触的过程中，“汉族”身份则会得到强化。 由此反观“Tibet”，正如英国人类学家萨缪所指，Tibet尽管受到佛教、贸易和藏文等的统一性影响，但从来不是同质的，各地有各自的历史，更不用说多元多样的方言、社会结构、亲属制度系统、仪式实践、民间宗教等，当地人已经视之为自然而然的。因此找不到可以代表Tibet的典型，无法套入到19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框架中；而所谓的汉藏关系也不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今日学界的一个工作，便是抛开“族”这一同质性、血缘性的现代概念，重新认知藏文明历史上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多层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