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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历时性变化是探讨食物结构与生业经济转变的重要手段，而不同个体饮食情况的对比则可用于分析社群内部食物结构的复杂化，从而为研究性别年龄、社会分层、劳动分工、生计方式等对人群食物资源占有的影响提供参考。对早期人群食物结构的研究表明，部分农业社群高等级人群食物中肉类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或已出现“肉食者”与“藿食者”的分别。如距今5000年前后的河南灵宝西坡墓地、距今3000多年的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等。最近的研究发现，东周时期男女食物资源消费种类差别明显，男性进食了更多肉类、粟与黍，女性则食用了较多当时不受欢迎的麦类作物。 新的研究表明，特定群体内个体食物结构的特殊化对于研究文化交流与人群迁徙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比如，中原地区距今4200—3500年考古遗址人骨的食性分析显示，瓦店、煤山、平粮台、二里头等多个遗址均有个别人骨的δ13C与δ15N明显不同于遗址主体人群。这种现象可能与此时北方粟作农业区与南方稻作农业区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有关。类似的现象在陕北和甘青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的多个遗址普遍存在。考虑到旧大陆“青铜时代全球化”引起的大范围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互动对该时期东亚社会的巨大影响，位于半月形地带的陕北和甘青地区人群中食物结构明显不同于主体人群的个体或许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口欲穷刍豢之味 《孟子·告子上》：“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刍”“豢”分别指代食草和食谷的家畜，“刍豢”则泛指牛羊猪狗等牲畜，即家畜的总称。孟子将理义悦心比之刍豢悦口，古人对肉食的口腹之欲可见一斑。《史记·货殖列传》：“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对于肉食的强烈追求，是动物驯养、发展家畜饲养业的动因之一。 对动物饮食习性的控制是动物驯化、家畜起源的先决条件，因此动物的食性分析可帮助我们追溯家畜的起源过程。对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汉晋时期甑皮岩、新砦、月庄、万发拨子等遗址的研究证实，食性分析可用于鉴别家猪和野猪、追溯猪的驯化。这是因为家猪由于受人控制，其饮食中会包含大量来自先民生活垃圾的动物蛋白，因此家猪δ15N值往往比野猪高，北方粟作农业区饲养的家猪则因为食用了C4农作物粟、黍的谷糠而使其δ13C明显高于野生动物。近年来，对中原地区陶寺、二里头、新砦等遗址的研究又发现，由于先秦时期人们多用粟和黍的谷草饲养黄牛，从而使家养黄牛δ13C值高于其他采食野草的食草动物，这为探讨东亚黄牛起源和早期驯养提供了新的思路。 古代家畜食性分析的研究发现，距今七八千年渭河流域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就开始用与粟作农业有关的食物饲养家狗。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粟作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黄河中下游粟、黍（或其副产品）已经成为家猪和狗的主要食物来源，这种情况至少持续至商周时期。距今4500年前后，黄牛和绵羊开始出现于黄河流域。我们的研究发现，牛和羊传入初期，中原地区的黄牛食用了更多的粟类食物（如粟和黍的秸秆、谷糠等谷草），而绵羊则主要以野生植物为食。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黄牛和绵羊的饲养管理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黄牛可能以圈养舍饲为主，而绵羊则以野外放养为主。根据目前的认识，这种饲养方式至少持续至晚商时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