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志。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充分挖掘传统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这也是重拾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强调指出：“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对于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的学术期刊而言，这一要义实在更为必要。缘此，当我们将目光投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以下简称《学术季刊》）这一学术具象时，回味和理解她所蕴含和释放出的学术与文化之光，就成为自然之事。
    艰难岁月续新华：《学术季刊》初创的社会生态及筹备
    《学术季刊》是非常具有抗日战争特征的一本杂志。抗日战争时期，受困于时局，中国大学向西向南迁移而形成了在今人眼里卓有影响的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就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态而言，艰难与困顿是她的准确写照。《学术季刊》正是诞生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将历史定格在1942年，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岁月。其时，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从西北联大独立分设出来而成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初始在陕西城固。由于时局所使，建校不久学校就分期分批继续西迁而至兰州城郊的十里店。初到西北边疆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经费十分拮据，校舍简陋，教学设备短缺，境况万分艰难，甚至可以用凄惨二字来形容。然而，携抗战精神而来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创建者们，并未因此困境而退缩、放弃中国固有的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而是愈加奋进，将“天将降大任”的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与淳朴的行旨结合起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抗日战争。其中，《学术季刊》的创办就是最为重要的事件。追根溯源，其实，早在1940年的陕南城固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就卓有远见地成立了出版委员会。当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方按照出版建设之要件，聘请黎锦熙、李建勋、袁敦礼、刘拓、赵进义、郭毓彬、康绍言诸先生为出版委员会委员，由黎锦熙先生担任出版委员会主席；出版委员会于1941年10月就《学术季刊》的创刊发行召开专门会议，并作出决议，会上确定了《学术季刊》的刊期、印数以及所刊稿件内容方面的要求。会议决定以出版委员会的名义，函请学院教师为《学术季刊》专门撰稿；稿件的受理、刊物的印刷发行等具体事宜则由出版组办理。归因于前期良好的准备工作，1942年3月，就在建址于十里店不久，经时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先生提议，并经院出版委员会努力，《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正式创刊，出版委员会主席黎锦熙先生亲自为新生的杂志题写刊名。
    流转迁徙传薪火：《学术季刊》的办刊理念
    办刊理念与宗旨是一本杂志精神风貌的重要根柢。《学术季刊》出版委员会的决议中有这样的表达：“为发挥教育最高学府之效能起见，编印《学术季刊》一种……稿件内容……凡关于学术性质之著述，如，（1）西北区特殊文化，（2）我国固有学术文化与近代科学，（3）中等师资与专业训练，（4）与过去抗战有关之文学作品等，均所欢迎。”从中我们可以准确把握《学术季刊》的办刊理念：地域性、学术性、师范性与民族性。可以说，这4个方面是对学院既有研究水平的表征，同时准确地指引了当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研究的取向。从《学术季刊》所刊论文要目来看，可以说较好地兼顾到了上述4点。这里尤为要指出的是，作为学术刊物，特地将抗战作为办刊的重要理念，特别为抗战文学作品留有一席之地，充分表明杂志创办者们对当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关切与拳拳爱国之心、责任担当，也显现出创办者对于杂志文化传播媒体的深刻认知。
    《学术季刊》的办刊理念同时还体现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季刊没有专门的发刊词，但把李蒸院长1941年对新生的寄语——“本院的使命与校风”作为创刊号代发刊词。发刊词中有这样的话语：“师大所负的使命是双重的：一为实施教育专业训练，培养中等学校各科师资，教育行政人员，及研究教育学术专家，二为钻研高深学术，探讨宇宙真理”，“本院继承师大的光荣历史，产生于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负起西北各省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期有以副国家之重托，并能维持师大精神于不堕。”“本院对于国家民族之复兴，社会文化之促进，及西北人民与在学青年之陶冶训练，均负有领导责任。本院为西北区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其使命实不仅限于课室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植，必须致力于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树立。”《学术季刊》以此为发刊词，既表达了学院的教育特色，同时又显现出以学术为要义的指向，而更为重要的是显现出了国家与民族危难之时期刊的责任担当。而这正是《学术季刊》重要的文化基质。
    民族危亡尽操守：《学术季刊》的编辑及出版图景
    出版委员会的设立及其架构是《学术季刊》得以存续与质量提升的有效保障。1944年，《学术季刊》又产生了第二届出版委员会。新的委员会由黎锦熙、李建勋、袁敦礼、张贻侗、张德馨、郭毓彬、易价、康绍言、李荫平等9位先生组成，黎锦熙先生继续任主席。可以看出，两届出版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为当时师院各系科的知名教授，有些具有很高声望。为保持刊物质量，出版委员会在号召校内广大教师为《学术季刊》撰稿的同时，委员自己也以身示范，积极为《学术季刊》撰稿。
    1942年3月，《学术季刊》创办伊始，就拟定每季度出刊一期，每期约10万字，印数500册。但实际上，因当时学院经费奇缺，屡屡断期，从创刊至1949年仅出3期，发文45篇（另有4篇诗作）。
    第1期（创刊号）于1942年3月15日在陕西城固出版发行，16开本，开设了教育、文史与艺术、文艺、理科4个栏目，共刊发学术论文18篇，总计16万字，封三附有作者略历和编辑后记。此后，由于学校迁徙以及困顿的资金、飞涨的物价等因素，直到1945年12月，第2期才得以出版。此期编辑后记对于办刊的艰难有着这样的记载：“惟本期拟扩大篇幅，以四十万字为准……不料三十五年新岁以还，物价日腾，承印著稿不及半，不愿续印，遂将未排诸稿，改为第三期，重议印价，订妥再印。故此第二期字数篇数，尚未及原拟分量之半。”《学术季刊》第2期的编辑、印刷及出版发行均在兰州。第2期开设政教、语文、文艺、史籍等4个栏目，共发文20篇，总计约10万字。封三仍附有作者略历和编辑后记，封底刊登了第三期要目预告。《学术季刊》第3期于1949年7月出版。可能与时局有关，这一期杂志没有目次页，栏目也划分不清。第2期所刊“第三期要目预告”中列出的29篇文章，在第3期实际上只发出11篇，杂志总计约10万字。
    对于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季刊》办刊的艰辛与文化坚守，《学术季刊》第3期扉页上有署名为上官业佑所撰的卷首语云：“许多年来，从事教育文化事业的人士，受尽了辛苦，遭尽了饥荒，师院《学术季刊》在千辛万苦中挣扎着出版，博得了学术界及一般读者的好评。兹吾人以含辛茹苦的办刊物的心境，寄予师院《学术季刊》以莫大的同情，让出《西北论坛》第八期及《新光》第十三期的篇幅，为之特刊专辑，正因为在西北文化建设这一大前提之下，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旨趣，我们的读者，亦即师院《学术季刊》的读者，这一期联合刊的内容，比我们以往的内容丰富充实得多。希望《西北论坛》和《新光》的读者诸君，以爱护本刊的热忱，拿快慰的心情来读本期各篇佳作。”可以看出，到了后期，师院《学术季刊》的生存更为艰难，以至于缺少经费无法出刊，而不得不借助于兰州《新光》第十三期、《西北论坛》第八期的版面出版。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学术季刊》“文化建设”的宗旨始终如一，并没有发生改变。
    撷文采英葆本真：《学术季刊》的学术价值
    1947年，曾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同学录》题词：“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应该说，这也融入先生所主持的《学术季刊》的办刊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了《学术季刊》独有的精神风貌：那就是以民族文化传承为旨归，以学术养正气，进而延展期刊的学术传统。
    《学术季刊》三期共发表45篇学术论文，凡涉文史、教育、艺术等学科。作为学者办刊的重要体现，《学术季刊》刊载有出版委员会主席黎锦熙先生的多篇文章。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作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出版委员会的两任主席，先生对《学术季刊》的延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生在《学术季刊》共发表了5篇论文、11篇诗作。其中，《中国古今语文之综合的研究》《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中等学校国文讲读教学改革案述要》事实上突显了先生的大家风范，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易君左先生的《孔子及孔门谈诗》、冯国瑞先生的《绛华楼金石经简诗录》，在今日看来，仍然有拨云见雾之感；艺术方面，有王汝弼先生的《声乐探微》、李世权先生的《隋唐八十四调解说》、叶鼎彝先生的《广境界论》，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学术研究特色。
    以师范为特色，自然教育研究见长。当时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云集了全国教育理论界的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发表于《学术季刊》上的论文，大多属于教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中卓有影响的有李蒸先生的《今后教育建设之路》一文，这篇文章展示了先生的办学思想与对教育发展的深刻思考。作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教育思想对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传统的养成以及学校的发展走向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李建勋教授的《抗战后吾国高等教育之态势及其改进》《关于吾国高级师资训练几个重要问题》，许椿生先生的《中国教育史上关于孔子二三事》，金澍荣、杨少松先生的《西北中等学校师资问题之一斑》，唐得源教授的《学校管理引论》，胡国钰先生的《智慧活动之条件》，郭鸣鹤先生的《中等学校的课外活动之原理与实施》，陈毓瓒先生的《体育活动对于心理卫生的贡献》等文，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今天看来，其中的诸多认知诸如课外活动之原理、体育之意义仍需我们认真汲取。
    《学术季刊》创办伊始，就是文理综合性学报，但以文为主。理科方面，只在创刊号上刊载了两篇论文，一篇为理化系著名教授张贻侗先生的《顺容性与分子构造》，另一篇为博物系讲师栗作云先生的《变形虫的采集及其简易的培养法》。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办学特点以及理科教师的学术思想及治学精神。
    在《学术季刊》所刊发文章中，有较大比重的诗作。我们说，诗作犹如一股清流，给予抗战困难时期的学者、读者以充沛的精神营养，实在也昭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旨趣，这是非常可贵的中国元素在特殊时代的内置。
    《学术季刊》从创刊到停刊历时8年。如果从动议算起，时间覆盖了整个20世纪40年代。季刊虽然仅出了3期，但她的发展历程却客观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态，而她所追求的、所内含的文化元素与精神元素同时又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一道亮丽的风景。事实上，在她持续期间所推崇与彰显的西北文化建设的四大原则“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提高社会生活水准、推进各省公民教育、供给人民精神食粮”，确实发挥了杂志应有的作用。我们说，这本诞生于抗日救亡大潮中的学术刊物，正如一朵蕴含着西北塞上黄土气息的山花，散发出了抗战时期西北学人的文化坚守，为当时陕南城固和古城兰州的艰难岁月增添了美好的色彩，而尤为重要也值得我们挖掘的是，她展现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追求，故而具有非常迷人的历史价值——她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特殊写照。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编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