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三十三卷巨帙的出版，进一步展现了侯外庐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宝贵遗产，它在当今的和未来的中国学术事业发展中，必将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
    张岂之先生在这一巨帙的“总序”中指出：“侯外庐治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既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①“总序”还对侯外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观点与理论阐发，以及《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作了中肯的、简明扼要的评价，对读者了解、阅读这部巨帙，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仅就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历史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如论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修养、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历史研究新的生长点如何产生、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等重要问题，讲一点我学习的体会和粗浅的认识，向史学界同仁请教。
    一、论史学工作者的修养
    关于史学工作者的自身修养，是侯外庐在史学领域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他在1961年发表的《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79年发表的《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与《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以及1986年修改定稿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等文，都对此有所论述，他的基本观点是：
    对待科学工作应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这就是说，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找出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无论是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探索历史的总的发展进程，或是研究某一个专门领域以至个别的历史实例，都严格遵循这种科学的方法。②这里说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是侯外庐关于科学工作者(包括史学工作者)自身修养的总的认识。这一认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论断中和他本人的学术生涯中概括出来的。
    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侯外庐对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修养，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认识。首先，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9年，他在《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
    建国以来，我们史学工作者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地加以总结，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借鉴。我们把经验总结起来，才能够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我们的经验很多，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③这是一位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他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是道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对于侯外庐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必然有强烈的共鸣，这就是：
    我们讲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绝不是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成抽象的公式和套语，去任意剪裁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也不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去代替对于历史实际的具体研究。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④侯外庐明确指出，对于背离、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予以揭露。然而，把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做法，也必须予以纠正。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出来的理性认识。这一认识，对于正确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辨明其现实的道路和未来的前景，都是十分重要的。侯外庐的这一认识，在今天的史学界以至学术界，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其次，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具有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侯外庐在1979年撰文指出：“我们应当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反对科学上的卑鄙行为。我的这个意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经讲过多次的。”他进而对这句话作了如下解释：
    什么是“科学上的诚实”？那就是“毫无顾忌地”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称赞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这种态度。他说：“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5页)⑤侯外庐认为，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面前，即使会导致“资本贬值”的结果，李嘉图在理论上说了真话，因此受到马克思的称赞。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当然，后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是丧失了这种“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可见，坚守这种“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侯外庐认为：同“科学上的诚实态度”相对应的，是“科学上的卑鄙”。他援引马克思的话作解释，写道：
    什么是“科学上的卑鄙”？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做对比，尖锐地批评马尔萨斯是个“无赖”“无耻的献媚者”，他为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上引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6-127页)⑥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尤其是目睹“四人帮”对科学的践踏，侯外庐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就是：终生为追求科学而奋斗，为无产阶级最高利益而奋斗的马克思，在“科学”面前不容有半点虚伪，“诚实”的对应面便是“卑鄙”。唯其如此，提倡“科学上诚实态度”是多么重要。
    再次，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具有自省的精神品质。侯外庐晚年写过这样一段话：
    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我认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历史科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判，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就资质而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改稿，没有顾虑。即或是青年同志，只要他们对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见，我总是虚心考虑，将不妥之处反复进行修改。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自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判。⑦读着这段话，我总是会联想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联想到范文澜为他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所作的长篇“检讨”文字，这难道不正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品质吗!虚怀若谷，在反思和自省中不断进取，这是多么纯朴的学风和高尚的精神!这种品质、学风、精神，是史学工作者自身修养的崇高境界，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学习。
    上述三个方面综合起来，是强调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品质上修养的极其重要性，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科学上的诚实态度”，“执行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史学工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要思考、要坚守的几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