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原则和方法，是侯外庐关注的又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70年代末，侯外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强调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历史研究是一项科学工作，必须在严格要求下从事这一工作，指出：“不管研究什么个别历史实例或社会生活问题，都必须首先充分地掌握一切有关的材料；即使是研究某个具体的细节的问题，也必须这样做。大量地占有材料，这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只有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科学研究工作才是‘有的放矢’，才能获得成果；从分析大量材料中得出的结论，才会是正确的、有根据的。”⑧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以诚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这就是上文讲到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关于历史研究的路径，侯外庐着重指出社会史研究作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侯外庐建立了他的独特的理论要求，即“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科学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无论是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中古的封建制社会一的研究，都是从‘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开始的。”⑨侯外庐的这一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他早年致力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有极大关系。与此密切联系的是，侯外庐“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因为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法典来研究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租形态，研究不同地租形态的转变过程、途径和为法律所固定了的型范，就能比较确切地反映整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⑩从“法典化”来判定“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租形态”，再从地租形态的“转变”与“型范”来判断“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这是侯外庐强调的“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化，由此达到认识社会进而认识“社会史”的目的。
    侯外庐这一“社会史研究”的独特的理论要求，正是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路径。他对自己数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作过这样的总结：
    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的规律，所以我的研究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它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它的“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11)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从我的肤浅认识来看，它把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路径、范围和关注点都讲到了。其中，关于“横通”和“纵通”的结合最为紧要：以时代为依托的“横通”，要求研究者对时代特点有准确的把握，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上作出符合实际的阐述；以时间为主轴的“纵通”，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有动态的观察。可见，要做到“横通”与“纵通”的合理结合，殊为不易。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12)，班固讲“上下洽通”(13)，郑樵讲“会通之义”(14)，都是横通与纵通相结合，而经过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发在史学上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同时在理论上深化了这一优良传统的内涵。
    至于“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这可以看作是对于“面”和“点”的关系的处理。换言之，这是全局意识和把握重点的关系。比如，思潮对人有何影响，人在思潮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二者形成辩证关系。讲思潮自当举出代表人物，不泛泛而论；论人物必将其置于思潮中加以考察，不脱离大的背景。侯外庐总结的“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这一研究中的关注点，是辩证思维在研究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对于当今的史学界来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侯外庐关于历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的理论，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历史材料的论述方面。侯外庐在1961年发表在《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以主要篇幅论述了历史材料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一部“历史材料论”的论纲。
    论点之一：批评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两种“轻率态度”，一是“对历史实例或实际生活不做具体分析而主观任意地虚构出‘结论’和‘体系’的态度和方法”，二是“有些人对历史事例和实际问题不下苦功搜集和占有材料，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研究，只是一味图省事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变成套语，套在他们所研究的事物上。他们一味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系统，然后就可以自豪地去欣赏自己的功业。”(15)他认为这两种“轻率态度”都违背了科学工作的要求。
    论点之二：“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任何一个实际问题，不从占有大量材料出发来做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这是最简便不过的了，这样做是绝不会做出任何成绩来的。”(16)这里一连用三个“任何”，可见在侯外庐看来，在重视材料这个问题上，是必要的、必需的，没有丝毫可以轻视、可以商量余地的。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空想和杜撰都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都是与历史研究背道而驰的。反之，只有在占有大量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历史研究工作。
    论点之三：关于“搜集和积累材料”的方法，侯外庐指出：“搜集和积累材料，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本问题的材料向其他方面扩展，一种是从本问题的大量材料中抓住典型。”具体说来，前一种情况是：“一个历史实例的研究，必然联系到与本问题相关的若干方面，有时甚至联系到较远的方面。因此，除了掌握本问题的直接材料，还要旁及其他方面的材料。”这是材料范围的扩大。后一种情况是：“一个历史实例的材料十分丰富，那末，我们就不能对于一切材料等量齐观，无所选择，而必须在全面考察之中把握有决定意义的部分，进行重点分析。”(17)这是要突出重点材料。概括说来，这两种情况，就是关于材料之面的扩大和材料之点的深入，侯外庐对此作这样细致的分析与阐说，足见他对于历史研究的材料的重视。
    论点之四：继承前人成果，丰富、提高自己。侯外庐指出：“要对材料做出缜密而正确的批判审查，还必须善于从文献资料中发掘和继承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概括能力。”(18)这样做的结果，文献中保存的前人研究成果，也就变得有生命力了。侯外庐的这一论述，使我想到先师白寿彝先生有关历史资料“二重性”的说法。他在一次讲演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研究的资料，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当前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性。”(19)侯、白二位先生对历史研究的“材料”之用途与内涵，在表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读来都有许多启发。
    论点之五：对材料进行综合和概括。对材料的认识从感性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这就需要综合和概括。侯外庐指出：“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具体全面的分析，又要加以综合和概括，运用科学的抽象力。”“离开科学的概括和抽象，就会淹没在大量的材料中，就不能深刻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这是因为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一般只是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理性认识才可能触及事物的本质。侯外庐进一步分析道：
    运用抽象力来对材料进行研究，是科学研究工作必经的阶段。没有抽象，也就没有科学。虽然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在于搜集大量的材料，具体分析和整理这些材料，但是只有经过概括和抽象，才能将丰富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得出科学的结论。(20)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关于历史研究的原则、路径和方法的理论，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一以“材料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值得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学习、参考，使之与网络技术结合起来，必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