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
    我们要做好历史教学，《实践论》才是我们新史学界治学的最高依据。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是三位一体的，隔断三者中间的关系，而孤立研究，正是旧史学界的局限，只有新史学才能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最基础理论方面出发。(26)历史教学是实践活动，侯外庐提出《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在两个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把历史教学置于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有的历史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实践的过程。这反映了侯外庐致力于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决心和睿智。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一文的内容很丰富，从历史教学来看，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在历史教学领域大有可为。侯外庐怀着充分的信心写道：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合法地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了(从前我们，有一段非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痛苦时期)，具有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我们可能脱去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狭隘观点，来论证历史。(27)历史学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史学工作者由于可以有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而发生变化，而历史教学由于上述两种变化而必将发生变化，侯外庐以这种欣喜的、自信的热忱激励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学的承担者，希望大家看到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和历史科学发展的趋势，并在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在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的相互作用中，掌握历史的具体规律。侯外庐用他的思想家、理论家的笔触写道：
    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是相互为用的，因此在历史教学之中，我们应该作为科学的实验去看待，预定好了的历史工程设计，还要在不断的试验中，检证它的真实性，事实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一次实验就可以达到预期目的，工程设计的局部或全部之改变，是在实验过程中常有的事，在教学中正是这个过程，我们善于珍贵教学过程，就可能掌握住历史的具体规律。(28)侯外庐说的“历史修养”，我想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二是对史学的认识和理解，这二者都与历史教学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把历史教学的实践称为“历史工程设计”，其名既重，其行亦难，这是赋予历史教学以崇高的使命。这种对历史教学近乎庄严的态度，在当时是可贵的，在今天仍值得大力提倡。在“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的反复互动过程中，逐步认识并掌握“历史的具体规律”，这是对历史教学所要达到的最高要求。
    第三，历史教学始终面临着现实的使命。侯外庐指出：
    然而历史教学者，又不能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为历史而历史，他必须在教学之中，适应现实社会的革命实践，善于把古人的历史实践与现在客观进展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批判地解释历史中某一系列的发展规律，如抗日战争时代、解放战争时代、抗美援朝的今日，都有历史教学中特定的历史实践的发挥。这虽不是革命指导本身，然至少也是推进社会发展与革命需要的辅助部分。(29)这一段话表明，历史教学讲的内容是过去的历史，但是它又承担现实的使命。这现实的使命，就是侯外庐说的“现实社会的革命实践”和“特定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泛指，后者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我常常在想，研究历史，是要说明历史在现实中的意义；研究史学，是要讲清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为此大声疾呼。读了侯外庐的上面这段话，在理论上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即如何在“古人的历史实践”与现实“特定的历史实践”二者中思考其联系，使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不脱离当前的社会和历史进程，是史学工作者应当身体力行的社会责任。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一文发表已经五十多年了，它至今仍然是论述这一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可以常读常新，在指导历史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侯外庐关于历史教学所发表的这些重要理论，都是建立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之上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解放后的第一位系主任，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开展教学改革，取得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曾任侯外庐学术秘书的刘淑娟先生，按照白寿彝先生的嘱咐，根据档案资料，撰写了《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这里，我转述此文的一些要点，从中约略可见侯外庐在教学改革方面的缜密的思考和教育家的本色。
    文章开篇有这样一段话：
    外庐同志在师大历史系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难忘岁月。外庐同志在师大历史系的工作是平凡的，但又是不平凡的，它包含着这样的意义：怎样改造一个旧的历史系和怎样创办一个新的历史系。(30)这一段话，把侯外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近两年工作的意义概括得非常中肯。下面是这篇文章中所写到的几件事：
    ——为1949年应届毕业生“补课”。应学生们的要求，侯外庐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门课。同时，他还邀请楚图南、王亚南、翦伯赞、邓初民等先生来讲大课。1949年应届毕业生收获很大，十分满意，几十年过去，大家都怀念当时“补课”的情景。
    ——大力推行教学改革。1949年9月进入新的学年后，侯外庐有计划地开展教学改革工作，文章写道：外庐同志大刀阔斧地开展教学改革工作。他先后聘任白寿彝、马特、杨绍萱、张云非、王真、刘立凯、缪楚黄、郭大力、何思敬、陶大镛等为专职教授或作专题报告。经外庐同志多方努力，历史系教师阵容为之一新，开创了学术研究的风气，教学质量也逐步提高，同学们都非常高兴。
    ——有计划地指导教师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侯外庐用“共同纲领”来统一认识，并亲自写了一个条幅悬挂在历史系办公室，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他还现身说法，真挚地对教师们介绍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使不少教师受到启发。这期间，他在全系开设《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与应用》两门课程，全系学生都去听讲。同时，他还要求教师们认真读一本经典著作，在此基础上开座谈会，谈体会和收获。他的理论造诣和工作方法，为广大师生所折服。
    ——成立“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白寿彝任组长，陆懋德任副组长，还有张云非、陈述与文章作者刘淑娟。小组的工作是：审查、讨论和通过教学大纲，互相听课，举办“教学总结座谈会”，学生提意见、提要求、提问题，展开讨论等内容。这个小组的工作及其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侯外庐的建议下，创立了教师辅导制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保留着这种辅导制度。
    ——亲自抓学生的教育实习，并总结出了十六字原则：“集体备课，老师指导，课后总结，错不再犯”。这为教育实习提供了经验。
    侯外庐对于他所担任的系主任工作，认为是“党的事业，刻不容缓；党的委托，责任重大”。由于侯外庐的努力工作和师生的支持，历史学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刘淑娟十分自豪地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写道：
    教育部向全国高等学校推荐了师大历史系教学改革的经验，并组织北京的兄弟院校的同志到历史系参观、学习。《光明日报》在一九五○年的一年中，连续发表了五篇报道和文章，介绍师大历史系的教学改革情况，它们是：《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集体教学受到欢迎》(3月31日)、《开展师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介绍师大“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召开的师生座谈会》(5月7日)、《改进中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关于历史系教学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参考资料之一》(6月3日)、白寿彝同志文章《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6月7日)、《师大历史系的集体教学实习制》(6月10日)。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对师大历史系教学改革工作的肯定和赞扬，对历史系的同志们来说，这当然是很大的荣誉。这就是侯外庐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关怀和勉励年轻人。侯外庐对他的秘书十分关心，勉励她刻苦钻研，学有所成，并为她题写了条幅：“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文章作者刘淑娟写到这里，心情异常激动，于是她说要把侯外庐先生的赠言转赠给年轻人，希望他们锲而不舍，在学术上和其他事业上有所成就。
    文章作者最后写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北京师大历史系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建树。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外庐同志作为新师大历史系第一任主任在这里工作的那些日子，不会忘记外庐同志为创办一个新型的历史系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取得的重大成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最初迈出去的第一步，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当我们读到刘淑娟先生所写的这些往事后，我们不禁为侯外庐的改革精神所感动，所震撼!在新旧交替之际，改革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魄力，需要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侯外庐拥有这些条件，他是教学改革的成功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31)。同时，我也无比钦佩侯外庐善于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又以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作风和知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