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昭德在1960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写文章要做到理论观点、材料、形式三者的统一，但最要的还是勤学苦练，“自成一风格”。
    冉昭德是我国杰出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的生命历程与现当代中国历史的演进脉络密切牵涉。1949年以前，他受时局影响，不断播迁，然而在艰难的境遇中却始终勤勉于学，受到丁山、顾颉刚、陆懋德、胡适等学术名家的欣赏。1949年以后，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实践，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境界。他的历史著述中，不仅透视了他学术成长的坎坷历程，而且折射出新旧学问的代际嬗变。
    奠定史学研究基础
    1906年，冉昭德出生于书香世家。他自幼得以读书识字，并接受了新式的中小学教育。1929年，他以总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补习班，翌年入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就读。1934年大学毕业后，冉昭德先后执教于山东省立惠民师范学校和济南中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冉昭德随校内迁，并于1938年在湖北参加了由山东省部分教师组成的“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五服务团”。1939年，冉昭德随该团迁至四川省三台县。在三台县，适逢东北大学历史系丁山教授受到服务团资助，成立“国史研究部”。丁山拟编纂一部《中国图书志》，分为天文、地理、职官、氏族和器服五个专题，期冀为抗战胜利后搜集佚书提供资料。其间，冉昭德被丁山选为器服专题的负责人。于是，他开始系统地阅读十三经、诸子百家和廿四史，有重点地抄录了许多史料，做了大量读书卡片与笔记。这一阶段，他受到了史学方法的严格训练，奠定了之后从事历史研究的宽广厚重基础。从1938年至1941年，冉昭德相继撰成了《三辅黄图考》《汉西京宫殿图考》《水碓小史》等学术论文。丁山对其历史考证成就赞赏有加，于是将其推荐给友人顾颉刚。顾颉刚在1941年8月6日致丁山的信函中说，冉昭德“好学力行，弟所极爱”，“此间研究所亦可罗致，以敝所整理《廿四史》，正缺中古史方面人才也”（《顾颉刚书信集》卷三，《顾颉刚全集》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8页）。顾颉刚对冉昭德的高度赞誉，实是对冉昭德学术功底与治史成就的肯定。
    与此同时，冉昭德亦受到史学大家陆懋德的青睐，于1941年冬将其延聘至西北大学历史系执教。入西北大学之后，冉昭德曾就《群书治要》中所收《晋书》的作者问题致函胡适，最后此函与胡适的复信一同刊登在1948年5月29日的《申报·文史副刊》上。从丁山、顾颉刚、陆懋德与胡适这些影响甚巨的著名学者对冉昭德的评价来看，冉昭德的学术成就已被学界广泛认可，俨然成长为学术名家。
    开辟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冉昭德是一位谙熟史料、精于考证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并不自满于此，学术思想亦未固步自封。在其一些文章中蕴含了抗战必胜的信念。难能可贵的是，他较早地认识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是“时代的需要”。这从他1948年1月8日发表的《评吕、翦两先生的秦汉史》一文可以得到明示。他指出翦伯赞的《秦汉史》存在着公式化和史料错误的不足，但又独具慧眼地强调：“翦先生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用社会经济的变动来说明他的主张……这种做法是新颖的，也合乎时代的需要。”这种见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冉昭德自觉接受唯物史观的内在基础。
    从现存《冉昭德日记》来看，他对理论的学习不遗余力，几乎遍览了当时已经出版的所有马列著作，并将其中与中国历史有关的经典语句作了重点摘抄。理论的学习促使冉昭德在学术实践上结出了累累硕果。从1949年到1969年，他先后发表了《试论商鞅变法的性质》《试论刘邦的阶级出身》《班固与〈汉书〉》《班固的首创精神与进步思想》《黄巾、乌桓与曹操》《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汉代的大家、中家和小家》《关于〈史记·游侠列传〉人物评价问题》等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多从具体史事入手，冀求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譬如，他的《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一文，试图从磨的演变出发，考察生产工具的变更与发展，进而说明社会制度的演变。冉昭德所撰之文，均史料翔实，考证精密，蕴含着以小见大的著述旨趣，做到了将唯物史观指导与中国历史实际相融通，因而推动其历史研究不断臻于新境。
    学术研究“自成一风格”
    冉昭德在1960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写文章要做到理论观点、材料、形式三者的统一，但最要的还是勤学苦练，“自成一风格”。其实，他不仅在著文形式上力求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历史研究中因唯物史观的指导常常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于是逐渐在学术研究中“自成一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不畏惧学术权威，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提出一家之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立足中国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以商鞅变法的性质作为切入点，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上，指出：“商鞅变法是奴隶制国家的法，它的作用是促进奴隶制的发展。”继而，他又提出了“东汉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的看法。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他不盲从轻信、不畏惧学术权威，而是勇于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发表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独立创见。
    二是敢于提出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同标准，引领问题探讨的深入。20世纪5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形塑的郭解、剧孟等人物处于受压迫的社会下层，他们反对封建势力，为被压迫的人民打抱不平。针对此说，冉昭德撰成《关于〈史记·游侠列传〉人物评价问题》，率先对学界流行的观点提出疑议。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游侠的生活状况作为剖析点，说明游侠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更不可能反对封建势力。他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相关重要刊物都相继发表了一些对于《史记·游侠列传》进行商讨的文章。通过营造自由讨论的氛围，大家从多视角搜集史料进行论证，深化了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
    三是理性对待史学遗产的继承、批判与总结。1949年后，冉昭德曾担任中华书局版《汉书》的点校和《汉书选》的编选、注释工作。故而，对于《汉书》的成就、地位与影响有着独特的认识。然而，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班固的《汉书》在历史观上是倒退的。冉昭德首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先后撰成《班固与〈汉书〉》和《班固的首创精神与进步思想》两篇文章，指出班固断汉为史，开创了历史编纂的新格局，遂使“后来各个朝代的正史，基本上都是沿袭《汉书》的编纂方法”。其次，他系统揭示了《汉书》十志的价值，认为十志“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成为后世创设典志体的渊源。尤为难得的是，对于后人诽议甚多的《五行志》，冉昭德能够知人论世地给予评价：班固处在“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无法脱离时代的影响，但是班固撰述之旨，在于“用五行灾异来警告专制帝王的胡作乱为”，其中保存着“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原始形式”。因此“班固并非五行迷信的说教者，而是持以反对态度”。再者，冉昭德对班固进步的民族观、发展的历史观、以人民利益衡量统治得失的政治观、辩证的学术观，都予以了深入阐发。这在当时贬低班固与《汉书》的学术背景下，尤显弥足珍贵。然而，他对班固与《汉书》思想价值的发掘却遭到了当时学界的猛烈批判。对此，冉昭德在《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一文中，表示“诚恳地接受这一批评”，但仍以理性的态度强调：“批判班固的历史观，既要指出落后的一面，也要看到进步的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冉昭德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班固与《汉书》所得出的宝贵见解，历久弥新，至今仍影响着时人对班固与《汉书》的认识和评价。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与历史考证学派关系研究”（13BZ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