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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籍在以古代东亚为中心区域的传播 在古代的东亚，汉字的通用引发汉籍的繁荣，汉籍的繁荣强化了文化的认同，人们用相同的文化形式，写就了自己的文化记忆，创造了灿烂辉煌、光彩夺目的东方文化。东亚文化是东亚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心血的结晶；汉籍的流传，文化的流布，多呈现水乳交融之态，浑然一体之势，难以分辨玄黄。比如一把折扇，我们要追究何为其源?何为其流?并没有太多意义。苏辙的《杨主簿日本扇》一诗云：“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风非扇中出，问风本何从。风亦不自知，当复问大空。空若是风穴，既自与物同。同物岂空性，是物非风宗。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18)折扇是日用品，又是艺术品。宋代以降，折扇由日本通过高丽传入，受到中国文人的青睐而开始流行。但日本的折扇抑或起源于中国的笏，百官朝会，手执笏板，上下几片相叠，穿上丝线，贴上纸，书写奏章。从对一把小小的折扇来龙去脉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汉文化在不同区域与国家的交融与互动。(19) 以下我们就几种汉籍的传播及其途径进行具体讨论。 1.日本本的《古文孝经》 古代日本对汉籍相当重视，许多古代汉籍文本在朝鲜、日本得以保存，《古文孝经》便是一例。 《孝经》一书在汉代十分流行，从皇太子到期门、羽林之士，都要读《孝经》。(20)当时《孝经》书分古文、今文两种，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孝经》在古代影响很大，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自唐玄宗御注本颁行天下，孔、郑两注并废。到了宋代，《孝经》的郑注本与孔注本已不可见。(2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五《经籍考十二》据《宋三朝艺文志》曰：“《古文孝经》世不传，历晋至唐，所行唯郑氏者，世以为郑元。唐开元中，史官刘子元证其非郑元者十有二，诸儒非子元之说。天宝中，元宗自注，元行冲造疏，授学官，凡今儒者传习焉。五代以来，孔、郑二注皆亡，周显德末，新罗献别序《孝经》，即郑注者。”《五代会要》卷三亦载：其年(显德六年)八月，(高丽)遣使进《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三卷。《玉海》卷一五四“朝贡·元丰日本贡方物”条载：“太平兴国九年三月，日本奝然来献铜铃、磬、飘壶并本国《职员全》《年代纪》。又言其国多中国典籍，因出《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一卷。”原注云：“孝经即郑氏注，越王，唐越王正也。”其事又见于《宋史·日本传》。日本所献的《孝经》，是郑注还是孔注，已不可知。《古文孝经》清代回传至中国。《四库提要》说：“《古文孝经孔氏传》，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崎澳。核其年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于中夏、存于日本者颇多。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不存于中国而存于日本，是可信的。 据近藤春雄编《日本汉文学大事典》，《孝经》传入日本的历史非常久远，6世纪末，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中即有《孝经》由来的词句。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757)诏令“家藏《孝经》，时时诵读”。淳和天皇天长十年(833)以《孝经》为皇太子和皇室贵族的必修课程。(22)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在日本见到了“漆纸”《古文孝经》本，“纸片现存文字属于《古文孝经》中的《士》《庶人》《孝平》《三才》等四章”(23)。写成年代当在奈良时代中期至8世纪，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写本。 就《古文孝经》而论，其源在中国，而流在日本，但是当文本佚散，源便干涸，这样，流又成源，回流故土。 2.《史记》的传播与东亚诸国史书的编纂 近5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一个课题，即标点校勘东亚各国的重要汉文史籍。我们已校勘出版了《高丽史》《大越史记全书》与《大日本史》。通过这个课题，我深切地感受到东亚各国的历史的记述形式——官私史籍体例上保持高度一致。这一切皆源于《史记》一书的流传与影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诸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研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汉籍之一。三国时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皆重视对《史记》的学习，此后，各个朝鲜王朝进一步弘扬这个传统。《史记》既是朝鲜士子必读之书，“所讲书，必先小学，次四书，次六经，间以先贤性理文字及《史记》，年三十以下背讲”(24)。《史记》在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地位也十分重要，朝鲜世子的学习课程中，《史记》是必读书目，即所谓的“先读《史记》，次读经书，则文理易达”(25)。朝鲜国王正祖御定编纂的《史记英选》一书，作为宣教用书，令群臣朗读背诵，(26)此例更可见《史记》对朝鲜的影响深且巨。 由于《史记》的影响，朝鲜编修正史，“一遵史迁规制”。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的《高丽史》是朝鲜古代两部官修正史，体例皆仿《史记》。《史记》何时传入日本，说法各异。一般认为，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便把《史记》带回日本。《史记》传入日本后，备受推崇。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把“大王”改作“天皇”，此后“天皇”沿用至今。此外，圣德太子将《史记》的“大一统”观念引进《宪法十七条》，为其“大化改新”提供了理论依据。(27) 日本史书的编撰，出现较早，《日本书纪》成书于8世纪，编纂形式上借鉴《史记》的体例，以天皇立卷，编年记事。编纂思想上更是借鉴《史记》中的正统思想，以说明天皇传承的合理性。日本史学史上最著名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是江户时代水户藩德川光圀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此书以《史记》体例为本，自1657年开始编修，历时250年付梓。分本纪、列传、志、表四部分，合计397卷。此书乃日本最重要的史籍，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分分合合的特殊关系，《史记》在越南文化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史记》也是越南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越南的重要史籍《大越史记全书》，体例上模仿《史记》本纪成书，该书修于后黎圣宗洪德年间(1470-1497)，全书含增补也历时200余年，共25卷，分外纪、本纪、本纪实录3部分。 3.《高丽藏》刊刻与藏经流传 《高丽藏》即《高丽大藏经》又称《八万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历史上东亚有编纂藏经的传统，现在可见的汉文《大藏经》仍有20余种。中国的《开宝藏》始雕刻于宋开宝年间(968-975)，它是最早雕刻印刷的一部佛典总集，开创了汉文藏经结集的先河，是很多后编《大藏经》的祖本，影响极为深远。宋代的《开宝藏》雕刻完成后，皇家在京城开封专门设置印经院。刷印的《开宝藏》，除了境内流布外，还分别赠赐辽、西夏、高昌、高丽、日本、越南等政权与地区。据《大越史记全书》和其他越南史料记载，有宋一代，越南多次乞请《大藏经》，宋朝曾8次颁赐。越南请回经书后，建寺收藏。越南李太祖在顺天年间曾3次下诏，抄写经书。但是《开宝藏》早在元代就已散佚，国内今存者，仅有2种宋本残卷。《高丽藏》是覆雕《开宝藏》而成。(28)《开宝藏》刻成后，印本曾在北宋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其后的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也分别在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东传。高丽王朝得宋开宝初本后，即据以复刻，1025年完工，是为高丽藏初雕本。1090年又据《开宝藏》的天禧和熙宁2个修订本及契丹本加上高丽沙门义天所编《诸宗教藏总录》所收章疏典籍3000余卷，进行校勘，在兴王寺开雕《高丽续藏经》4000余卷；刻完后，和初雕本经版一同藏于符仁寺。1232年全部版本毁于战火，但印本部分保留下来。 《高丽藏》文本源于《开宝藏》，而编纂目的也大致相同。北宋王朝所以刊刻《开宝藏》，其目的有二：“第一，通过刊刻《开宝藏》以争取获得佛陀加被，力图以此功德增福延祚。第二，用《开宝藏》对周边的信仰佛教的国家进行和平外交。”(29)当时，高丽与宋朝一样，面临北方民族内侵压力。《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十五记载了显宗刊刻《高丽藏》的因缘：“昔显宗二年，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丹兵犹屯松岳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兵自退。”元朝时，中国与日本交流基本中断，日本需要的藏经文献，基本从朝鲜获得，朝鲜半岛作为东亚文化交流支点的地位更加凸显。《高丽史》卷十六提到：“日本遣使求藏经，仍献方物。” 宗教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文化的认同源于护国延祚的社会政治需求。宋代的《开宝藏》全貌已不得见，我们有幸可以从《高丽藏》探寻《大藏经》编纂的原初形态。应该说，后来日本许多藏经的编纂，与这部《大藏经》有文脉的联系。修编《大藏经》一直是日本文化的重要传统，如《天海藏》《黄檗藏》《缩刻藏》《卍字藏》《卍续藏》《大正藏》等等。日本的《大正藏》虽然校读不精，但由于其收经多，编排便宜，一直是中国学界的常用书。《卍字续藏》广泛收集了其他《大藏经》没有收录的佛教典籍，是对日本藏经书院所修《卍字藏》的补充。《卍续藏》由京都藏经书院出版，此藏收中国撰著数量宏富，其中多是中国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和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提供的明清两朝佛典；1902-1905年间，《卍字续藏》曾在日本印行，流传并不广。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曾以《续藏经》为题影印了500部，在中国佛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后来日本《卍字续藏》底本被大火焚烧，日本佛教界又根据中国所藏的版本重新刊。 4.日本五山版刻书与汉籍流传 在汉籍之路上，汉籍的东传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日本的刻书，我们就不能不谈五山版汉籍。 蒙元入主中原之后，中国许多南方禅林的僧人不甘心居于元朝统治之下，纷纷远渡日本，一方面促进了禅宗和宋学向日本的传播，同时也将起源于中国的五山制度介绍到了日本。日本的五山制度初创于镰仓时代(1185-1333)，后来屡经变革，到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最终确定下来。他们以京都的南禅寺为天下第一山，位居各寺之上，其余的分别为京都的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诸寺。室町时代(1338-1573)，五山僧人不仅是日本知识界的代表，而且在外交领域发挥了空前重要的作用。10-16世纪，中日之间由于商船的不断往来，成为僧侣互访的海上通道，使汉籍得以源源不断地东传日本，先后出现了佛教文化和五山汉文学的繁荣。(30) 五山版是指从13世纪中后期日本镰仓时期起，至16世纪室町时代后期，以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为中心的和刻印本书籍。从广义上来说，这一时期京都和镰仓的寺庙刻本，及一些来日的中国刻工的刻本，都可以称为五山版。五山版的出现，是五山文化事业中一个突出的伟绩。这个时期宋学通过禅宗僧侣东渐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又促使日本文化的复兴，因此，五山僧侣对宋学都有很大的兴趣，并以此提高自己的修养。当时的五山僧侣在宗教生活中，仿效宋元的学僧，接触并熟悉汉诗文，且能创作偈颂一类的禅诗。因而，这种文化环境，使五山十刹成为中世时代日本汉文化的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山汉文学。五山版书籍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为了适应五山学僧钻研禅学与汉文化的需要，覆刻中国文献典籍的事业，便在五山十刹中盛行起来，出现了一批模仿宋元版的覆刻本中国典籍及部分日本学僧著作，逐步形成了覆刻汉籍的隆盛局面。 一般说来，在版本学方面五山版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1)五山版覆刻的汉籍四部书中，多数是以中国的宋元刊本为底本，只有极少数是以明初刊本为底本。(31)例如，《碧山堂集》5卷，系元代释门宗衍所撰，中国国内未见其刻本，今赖五山版传世。元释英《白云集》足本4卷，不同于国内流传的3卷本。正因为如此，五山版汉籍，基本上保存了中国宋元刊本的面貌，在学术上至为珍贵。 (2)五山版的雕版，主要是由先后到达日本的中国刻工操刀的，其中以元人居多。14世纪中叶，元朝统治日渐衰微，浙江、福建一带的刻工，常常为避灾祸而应日本僧人的邀请，赴东瀛开版。这一时期，和刻汉籍中所见中国工匠姓名，著名者如俞良甫(良、甫、良甫)、陈孟荣(荣、孟荣)、陈伯寿(伯、寿、伯寿、白寿)、陈孟才(才、孟才)、王荣、李褒、曹安、陈仲、陈东、陈尧、陶秀、赵肖、郑才、彦明等，其中又以俞良甫最著名，为日本汉籍刻书史上成绩卓著的大家。正因为如此，五山版在刻书技术上皆模仿宋元版本，有轮廓、界线、采用袋缀等特征，与中国宋元刊本几无区别。因此，大多数五山版古籍在内容、版式以及刻刊功力上，都可以与中国宋元刊本相并列，成为后世日本出版物之模范，亦可说是中国宋元刊本在日本的一个特殊的流派。 包括五山版在内的和刻汉籍在普及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宋元明刊本在中国已经残缺或失传，由于五山版的存在，这些汉籍尚能以和刻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使后世学者得以探知其本来面目。尤以入清以来，提倡考据之学，宋学受到束缚，宋明的思想文艺受到束缚，不少灭迹于中国的宋学典籍，或残存，或覆刻于日本，这就为今后宋学的研究和开发保存了资料。 5.《古逸丛书》与北京大学的“李氏藏书” 大家对《古逸丛书》并不陌生，这部书200卷，是清朝光绪间黎庶昌、杨守敬在日本编辑精刻印行的一部丛书。黎庶昌在光绪七年(1881)担任驻日公使。在此期间，他与日本朝野士大夫文酒酬酢，读到了日本人所著《经籍访古志》，(32)从而了解到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古籍在日本多有存藏，遂决意不惜重金搜求。参赞杨守敬也甚爱书，他日日搜书于坊市，收获亦颇丰实。他们一起披沙拣金，编纂《古逸丛书》，黎庶昌嘱杨守敬专责监刻。当时，选用日本嘉平雕工举银18000两，印制100部。书运回国内后，时朝中显要、学界名流皆为之惊叹不已。 北京大学的“李氏藏书”，也许大家并不熟悉。2014年，我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一起整理出版了2部丛刊，其一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33)其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中国古籍善本萃编》，(34)在编纂过程中，我们才了解到北大“李氏藏书”的一些渊源。“李氏藏书”的主人李盛铎出生于藏书世家，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清翰林院编修、出使日本国大臣、山西布政司等职；民国后又曾担任大总统顾问、农商总长、参政院议长等职；1920年退隐，寓居天津。清光绪年间李盛铎出使日本，结识了当时日本著名的藏书史及书志学研究学者岛田翰，并在其帮助下购买了许多流散在日本的善本汉籍，其中有许多是壬辰倭乱时被掠往日本的朝鲜古籍，这批古籍多为存世稀少的珍本，亦不乏仅存于世的孤本，而且其上大多钤有“养安院”朱印。原来，明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率领日军侵占朝鲜王京，其所掠夺回日本的朝鲜书籍后来都存放在养安院。李盛铎所得朝鲜汉籍即多出自养安院，亦为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朝鲜汉籍的精华所在。 在整理“李氏藏书”时，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过去学人所说高丽本品相之佳，真的很确切。(35)同时我们更深刻体会到朝鲜半岛从高丽时代起已兴刻印汉籍之风，从11世纪开始，先后2次刊刻《高丽藏》。当时的官方除了中央的秘书省、书籍铺外，各地方官署如东京留守(庆州)、西京留守(平壤)、安西都护府(海州)、南原府、忠州牧、全州牧、罗州牧、晋州牧、福州牧(安东)、尚州牧等都刻印了不少书籍。 官府刻书之外，寺刹刻书也极为繁盛，现知至少有玄化寺、金山寺、浮石寺、安国寺、海印寺、符仁寺、开泰寺、白莲寺、般若寺、万义寺、圆嵓寺、鹫岩寺、兴德寺、青龙寺、东觉社、断俗寺、神勒寺、释王寺、寿庆寺、宴海庵、龙门寺、报恩禅寺、龙岩寺、万日寺、佛峰寺、修禅社、仁兴寺、妙莲社、白莲寺、下钜寺、妙喜庵、广明寺、开天寺、堀山寺、伏岩寺等30余个寺刹在当时都从事过书籍的刻印工作。 “李氏藏书”除高丽本是其特色以外，日本本也有独到之处。在近代中国私人藏书中，李盛铎和杨守敬堪称是收藏日本版中国古籍最多的两大家，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36)而杨守敬的观海堂藏书现归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家的日本版中国古籍的收藏数量大致相等。其实，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藏书”的日本版中国古籍中，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原属杨守敬的书籍，有的还留有杨守敬的亲笔手跋，说明杨守敬所收藏的日本版中国古籍，有一些流入了李盛铎的“李氏藏书”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李氏藏书”更具价值。 《古逸丛书》是收罗中国散佚域外的汉籍，去年我们整理“李氏藏书”，并出版印行，则是发掘中国珍藏的域外汉籍遗产。在汉籍之路上，文化的滋润与反哺是互相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