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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亚域外汉籍是东亚地区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 汉籍之路是我们多年海外访书、考察汉籍流传轨迹、编辑整理域外汉籍等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渐打磨形成的一个概念，抑或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文化交流传播史的一个新的学术范式。汉籍之路的文化内涵，其核心是东亚古代各国对文化记忆形式的认同，文化记忆凝结成汉籍，磨砺以时，发散流布，从而形成统一的文化共识。汉籍之路的文化属性，其一，中国本汉籍的发散方式与路线，其二，汉籍传播道路上文化点的形成与作用，其三，域外刊刻和撰写的汉籍对汉文化圈的贡献，其四，汉文化圈形成与汉籍传播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走在汉籍之路上，可以更明确地确定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形成的起承转合，可以更清晰地解释东亚多元一体汉文化特质，可以更方便地探讨汉籍从这个文化圈向外传播的脉络途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汉籍，是东亚地区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应该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汉籍，而不是仅仅从民族角度理解汉籍。 汉籍之路上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很多史实需要厘清，很多模糊的领域应该探索。过去我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中国文化对周边区域民族的影响，从而忽视了周边区域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哺。汉籍之路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除了我们以上谈的汉籍的中国本、高丽本等，还有琉球本也值得研究。(37)此外，汉籍向西方传播的道路更值得探求。汉籍是怎么流布到西方国家的呢?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的印刷术一是通过中亚、中东传入欧洲，一是经过俄罗斯传入欧洲，在传入的过程中也带入了一些汉籍作为印刷蓝本。此外，元明清三代，西方传教士、商人不断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华，回去时也带走了一些汉籍。比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回国时，就为欧洲输入汉籍；(38)西班牙人门多萨著述《大中华帝国史》时，就利用了传教士拉达带回的中国书籍；(39)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694年回国时，将中国书籍300多卷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8世纪马诺瑟在华期间，广收中国文献，用书信寄往法国。(40)这些汉籍的传入，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马克思说：“他们从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41)这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对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枷锁起了重要的作用。 要集合我们的努力，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些有意义的工作。比如，我们能否一起携手编纂一个汉籍总目呢?我们能否一起携手建设一个可以通查通检的汉籍文库呢?当然，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注释： ①陈庆浩：《汉文化整体研究：回顾与前瞻》，载《形象史学研究》20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徐林平、孙晓：《近三十年来域外汉籍整理概况述略》，载《形象史学研究》20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1-5辑，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16年。 ④《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出版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王勇：《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⑥孔安国：《尚书传序》：伏羲、神农、黄帝之坟，谓之以“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⑦《论语·八佾》。 ⑧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⑨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三十卷，皆写本。”丘濬：《大学衍义补·备规制·图籍之储》：“唐以前书籍皆写本，人以藏书为贵，精于讐对。” ⑩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中发现了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经卷最后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样。唐代咸通九年，就是868年。这件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长约1丈6尺的《金刚经》卷子，文风凝重，印墨清晰，雕法纯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这本《金刚经》卷子也被英国图书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骗取，曾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现藏大英图书馆。 (11)收藏于日本蓬左文库。 (12)高克勤校点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便以高丽本为底本，校以嘉靖本、龙舒本、清琦斋本。参见王安石著、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3)韦力：《高丽本·和刻本·越南古籍的鉴定》，《收藏》2008年第5期。 (14)《图书学辞典》“和刻本”条说：“日本之刊本。和板。”参见长泽规矩也『图书学辞典』東京：三省堂、1969。 (15)中步山：《和刻本定义及其特点》，《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9期。 (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说：“《安南表状》一卷，绍兴二十五年安南李天祚进贡，自靖康二年以后，至是始通也。” (17)刘玉珺：《清艺文志误收越南汉籍补正》，《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8)苏辙：《栾城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9)周安平：《书香天下 传承文明》，《形象史学研究》2012年第3辑。 (20)孙晓：《汉代“孝”的观念的变化》，《孔子研究》1988年第2期。 (21)晁公武：《(衙本)郡斋读书志》卷3叙述《古文孝经》曰：“古文二十二章，与《尚书》同出于壁中，盖孔惠所藏者。与颜芝十八章大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闺门》一章，不同者四百有馀字。刘向校书，以十八章为定，故世不大传，独有孔安国注，今亡。然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 (22)顾永新：《日本传本〈古文孝经〉回传中国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3)李学勤：《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 (24)李縡：《陶庵集》卷25《龙仁乡塾节目》，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94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25)朝鲜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编：《李朝实录 中宗实录》卷55“中宗二十年八月乙未”，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26)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8期。 (27)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 (28)孙晓、翟金明：《高丽藏初刻本与宋代刻经》，载《形象史学研究》201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9)方广锠：《中国刻本藏经对〈高丽藏〉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 (30)朱莉丽：《试析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中国观——以〈善邻国宝记〉所收外交文书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11期。 (31)卞东波：《稀见五山版宋元诗僧文集五种叙录》，《文献》2013年第5期。 (32)涩江全善、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杜泽逊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3)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4)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5)清初学者孙从添在其所著《藏书纪要》中即认为“若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从古本。凡中夏所刻，向皆字句脱落、章数不全者，高丽竟有善本”。另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宣宗八年(元佑六年，1091)，宋哲宗因听说高丽“书籍多好本”，曾通过高丽使者开列书单令其“传写附来”。第二年，高丽进献了一批宋朝内府馆阁所无的异本，哲宗命校正后抄写2部副本，分藏于太清楼、天章阁。 (36)李盛铎祖父李恕，首开家族藏书之风，建有“木犀轩”，藏书已达数万卷之多。父李明墀，益广收书。至李盛铎时，有书超过10万余卷。 (37)明朝大批航海人员迁到琉球，琉球的对外交通有了改进。琉球国王经常派遣学生在北京国子监读书，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瓜留学生到南京留学；清末北京国子监仍有琉球学生在读书。他们回去时往往携带着大批书籍。当时明朝政府也定期派遣使节到琉球去。使节的船上照例带着刻字工人，以便临时刊印文告。他们在琉球要停留一段时间，这对琉球的刻书业是不会不产生影响的。相传在16世纪初期(明武宗正德年间)，琉球国王就已翻刻过中国的《四书》，随后又刊印《五经》《小学》以及其他书籍。 (38)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39)吴孟雪：《从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 (40)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