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更从未有人提及是张菊老“赶”走章锡琛的。如果此说成立，张元济不成了商务“守旧派”头子了吗？对此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汪家熔先生《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0月）一书问题多多，笔者已发表《对汪家熔〈张元济〉一书的质疑》（《博览群书》2017年第4期）予以评论。另有一处汪书“独到史料”，因涉及商务印书馆馆史上一件大事，不能不提出来讨论，以正视听。
    一
    作者引用吴泽炎先生一段话：“张菊老之要求严，很多人是受不了的。一个好处是他对自己严，否则更不行。他在一个封建社会，处身于上层，内心中间很骄傲，实在是很看不起人的。……而且脾气非常暴躁。有时提出使人难堪的条件。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但平心而论，他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正派出版社。”(第320页，省略号原有)吴泽炎先生193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担任助理编译员，那时张元济早已退休，是否会有如此“亲密”接触得出的感受，值得怀疑。称张元济“内心中间很骄傲”“脾气非常暴躁”，暂且不说这种对菊老的歪评有否根据，与其他商务同人的记述就大相径庭，令人难以置信；且吴早已成故人，死无对证，是否如此说过，是否有笔录，“听者”叙述又加省略号，随便抛出此类无根无据的“独家史料”，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应有的态度。把此当作对张元济先生所谓“理性看法”的证据，更为荒谬。
    章锡琛1925年末愤然离开商务并创办开明书店，本是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当事人有很多记载，偏偏不用，却采用道听途说的片言只语，当作信史。那时吴泽炎先生尚未进商务，不可能亲历，至多也是传闻而已，汪家熔又没有记下更多话语，只说张“有很大感情作用”。什么意思？令人捉摸不透，给人唯一印象就是章锡琛离开商务由张元济一手造成。事实果真如此吗？
    章锡琛1912年1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时年23岁，年轻气盛，才思敏捷，在编辑之余从事日文翻译。1920年商务创办的《妇女杂志》面临改革的考验。章锡琛与周建人接任编辑，提倡妇女解放与婚姻自由，开辟专栏组织妇女问题讨论，并刊登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刊物发行量陡增。1925年1月号《妇女杂志》为“新性道德专号”，刊登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等文章，引发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守旧派的攻击。《时事新报》附刊《青光》及《晶报》刊文，硬说章锡琛提倡“男子多妻，女子多夫”；《现代评论》也刊登陈百年《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攻击文章，指责章、周主张纵欲，有害社会风气。争论引起商务当局恐慌与不满，编译所长王云五认为章有失体统，撤掉其《妇女杂志》主编职务，由杜就田继任。章的同事郑振铎、胡愈之等很为他抱不平，劝章锡琛另编一份月刊，经过讨论，定名《新女性》，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章锡琛1931年1月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上谈到编辑《妇女杂志》时写道：
    我们的兴味，由此竟集中到妇女问题上，常常想夹七夹八地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除了《妇女杂志》之外，又在外面编辑旬刊周刊，如《时事新报》的《现代妇女》及《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之类，趁晚上写一点肆无忌惮的文字，批评社会及个人。但因此写滑了手，在《妇女杂志》也竟发表和当局意见不甚相合的文字来，常常受到警告。到民国十五年，为了一篇文字，受某学者批评，因而发生争辩，遂从当局送来严重的警告。我本来就想辞职，但因了钱智修先生的劝告，只得姑且忍耐。后来当局对于稿件的检查愈加严厉，使我们万难忍耐，不得不提出辞职。这辞职书提出之后，就被核准，但仍然不许我出去。结果把我调到国文部，周先生调到博物部，杂志改由杜就田先生接办。到了年底，经几个友人的怂恿，要我另办一种关于妇女问题的月刊，定名叫《新女性》……（章锡琛《从办学校到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
    胡愈之在回忆开明书店的文章中说：
    章锡琛因为在他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商务印书馆的某些当权者认为不妥当，把他除了名。我同章锡琛差不多同时进商务印书馆，大约在一九一四年，两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关系很好。章锡琛为了写妇女问题的文章而被解职，我感到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商量另外办个杂志，叫《新女性》。《新女性》就是我和章锡琛他们几个人办起来的，钱也是大家凑起来的。开头很困难，大家都不是有钱的人，印刷费都是大家凑起来付的。（胡愈之《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我和开明》第3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
    商务同人吴觉农也说：
    一九二五年，《妇女杂志》刊出了关于离婚问题和新性道德等文章。其实，也不是什么新思想，基本上还脱不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论点。但却遭到商务印书馆内外一些封建卫道者的非议，后来引起一场公开辩论，商务当局怕的最那些“名人”，于是把章、周两位调离了《妇女杂志》，使《妇女杂志》又回到了只讲“妇道”“妇容”和如何做鸡蛋糕之类的老路上去了。（吴觉农《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同上，第81页）
    章的儿子章士敭在《章锡琛先生传略》一文里则明确指出，《妇女杂志》与《现代评论》派双方论战时恰逢“五卅惨案”，章以“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声援群众运动，编译所长王云五遂以审查杂志清样为名，干涉编辑工作，章锡琛提出抗议而辞职（《我与开明》第173页）。章锡琛在北宝山路宝山里自己的寓所办起这份《新女性》杂志，后来王云五知道了，就解除了章锡琛的职务。1926年秋，章锡琛与其弟锡珊正式开办开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