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元济1920年后任监理，他留下的《馆事日记》只到1923年，1926年他辞去监理后有部分当年日记留存，其中没有提到章锡琛离开商务的事。查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王学哲编《岫庐八十自述》、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也均无有关记载。章作为编译所成员，他的调动与最后除名，公司监理似不必要参与决定，因而日记中也不会有记载。王云五本人及相关年谱、评传既然没有提及此事，那只能凭上述几位当事人的回忆而认识了。他们只说到“当局”与“某些当权者”，王云五是章锡琛“顶头上司”，回避不了。商务有没有“守旧派”？当然有，否则也不会有张元济、高梦旦双双去北京聘请胡适，也不会有高梦旦“让贤”与《小说月报》改革等一系列商务历史上的大事出现。但是，张元济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更从未有人提及是张菊老“赶”走章锡琛的。如果此说成立，张元济不成了商务“守旧派”头子了吗？对此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张元济有没有为同人“离开商务”动过感情呢？有，时间恰也在1925年12月。但不是为了编译所的章锡琛，而是由印刷所解雇工人而引发。12月22日晨，印刷所职工实行罢工。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记载，因“馆方突然违反三个月前签订的复工条件，无理解雇近百名职工，其中不少是工会积极分子，立即引起公愤。”（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72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2011年1月）当天下午，商务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张元济以“办事人处置无方”提出辞职，讨论未定。12月25日，经理王显华坚持主张用强硬手段平息工潮，调动了驻厂军警殴打工人纠察队员，并开枪打伤数人，拘捕数人，劳资矛盾演化为流血事件。在此情形之下，张元济声泪俱下，坚主和平谈判，董事会派出人员到现场与工人谈判，终于在保证不带走一人的条件下与工会达成协议。所谓“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云云，完完全全子虚乌有，搞错了对象。
    1956年张元济先生90寿庆，章锡琛献寿诗云：“记上涵芬楼，追随十五秋。细将全史校，勤把异书搜。四部成環伟，百家竞唱酬。暌违逾卅载，撰杖怅无由。”（《历史文献》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回顾了当年追随菊老的往事，称颂菊老创立涵芬楼与主持辑编《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的重要贡献。这对于我们了解张、章二位的关系会有一定帮助。
    三
    汪家熔先生好出惊人之语，好做翻案文章。他移花接木，把章锡琛离开商务按到张元济头上，对张元济进行“理性的批判”（还用“异化”这类时髦词句批评张），目的何在？说穿了，试图“改写”商务馆史。其实他早就在“改写”了——称张元济进商务，“当时社会习惯，只能是张元济找夏瑞芳”；张元济没当过编译所长；《绣像小说》主编不是李伯元；夏瑞芳炒“橡皮股票”赚了40万两；商务从没出版过立宪图书；《衲史》佞宋，比不上殿本，等等，不一而足。关于编译所长问题补充一点。王云五在谈到自己进入商务时倒明确说：“其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是高梦旦先生，他是第二任所长，继第一任张菊生先生之后，任职已多年。”（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硬要说高梦旦以前商务没有编译所长，真不懂还是为了别树一帜、博人眼球呢？
    有篇书评称赞汪书，并抬至“张元济研究的深化和升华”的高度，实在难以苟同。文
    章称：“《张元济》特意新增‘说说为不朽的古代出版’一章，以此说明古代出版与近代出版本质的不同及此嬗变过程中张元济的意义。”（张国功《张元济研究的深化和升华——读汪家熔〈张元济〉》，《出版科学》2013年第1期）然而，这“新增”的一章写些什么呢？从“人有怕死的本性”开始，什么埃及木乃伊、马王堆古墓、世界上有无灵魂和鬼，等等，莫名其妙，不忍卒读。转了一大圈，才回到印刷术上来，从元代刻书说到清代书籍成本，东拉西扯，不知所云。通篇连张元济的名字都未提及，硬是把这样长达8000余字的文字塞进书中，真不知道为了什么。书评特别欣赏汪书关于张元济“主动”要求加盟商务的说法，说：“关于张元济加入商务，汪家熔以史料批评夏瑞芳误买劣稿、以350元月薪请张元济加盟的讹传，明确指出张加入商务更具有主动性。”张元济、夏瑞芳谁找谁？汪仅凭想象而下的结论，很明显，目的在于“扬夏抑张”，实在让人“喷饭”。
    该书评称赞汪书新增“心系民众”与“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两章，说：“至今大多数张元济传记，多集中于对其出版贡献的评述，而对其一生丰富多彩的其他言行功业，有着程度不一的忽略。……在大时代变化中自甘退处民间边缘的张元济，由官而民，从儒到商，走上了市场与知识相结合的道路，但一直葆有浓厚的政治关怀。《张元济》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程度的扩展与发掘。”是的，张元济一生丰富多彩，有过清末总理衙门办外交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经历，进商务之后也有为民请命、捐助公益事业、关心各种社会问题，甚至投资糖厂等实业的尝试。但是他毕竟不能定位于“政治人物”或其他实业家。汪书把张元济出版家的功绩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遗漏大量传主重要出版成就，甚至歪曲、贬低，反而在政治或社会活动上花笔墨，有何意义呢？只能起到本末倒置的作用。再说其他张元济传记或研究文章，有没有“忽略”过张元济出版以外的贡献呢？没有。汪书有关叙述并无新意。
    该书评专门设有“从‘高山仰止’到了解之同情与理性之批评”一节，说：“在今天，对张元济作为‘近代出版第一交椅’人物的崇敬与追慕，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膜拜。与《建设者》（指汪家熔旧作《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一书）‘高山仰止’不同，在《张元济》中，汪家熔固然有满纸‘菊老’的温情与敬意，但也有了解之同情与理性之批评。”作者把章锡琛离开商务一事，就列为汪书“理性之批判”的例证之一加以喝彩（妄议《衲史》“佞宋”也被大加赞扬，笔者在《博览群书》一文中已有评论，本文从略）。我不知道，书评作者是否了解章锡琛离开商务的前因后果，是否了解《衲史》的来龙去脉。
    人无完人，伟人尚且有缺点、犯错误，何况一位老出版家。今天我们纪念张元济，研究张元济，并没人把张元济当神“无原则地膜拜”，但也不能信口开河，往先辈脸上泼脏水！批评要有事实根据，道听途说，子虚乌有，夹杂某种落伍的思维方式，能称作“理性之批判”吗？把这么一本错误丛生的书，捧作“张元济研究的深化和升华”，实是学术研究之悲哀。
    2017年8月于上海浦东明丰花园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