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历史学者对考古材料的确越来越重视，但我感觉有个很大的倾向是关注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或者说出土文字资料，研究者着眼的依然是“文字”。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展开研究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从文字跨入文物，也就是把没有文字信息的文物利用起来，从中读出历史的信息。而基于简牍实物及其出土环境所展开的研究，才是真正对“考古资料”的利用。
    “考古学最有希望通过不断发现遗存，将它们一点一点连接起来，描绘出稻作文化的传播途径”
    陆帅：您的求学经历以考古学为开端，但此后转向历史学，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做出这样的选择？
    张学锋：我在本科学习的过程中，一开始对史前考古不是很感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河文明一元论比较流行，周边地区若出现同类器物，那就会认为是受到了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南方、讲着方言、多少有些地方意识的人来说，很难引起共鸣。但当学到了战国秦汉考古以后，我开始对考古学越来越感兴趣，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也都是以历史时期考古为题完成的。在撰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对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较之遗物的类型学分析，挖掘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更为重要。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历史学背景，对于发掘过程中遇到的考古学现象、出土遗物，只能对它的外在面貌进行描述，无法更为深入地加以利用。因此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我选择了历史专业的魏晋隋唐史，之后的博士研究生也继续选择了历史学。
    陆帅：这一背景对您的研究有何意义？
    张学锋：这种学术背景之于我的意义，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能够以相对平等的姿态观察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而不是以某种为主、某种为辅。历史的具象很复杂，一些问题通过文献记载便可得出大致结论，考古资料不过是更为细化的补充；而另一些问题则相反，需要依赖考古资料来构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象存在于两类资料之间的交叉地带，只有不加偏废地利用这两类资料，才能比较清晰地揭示出来。
    例如，江苏省连云港地区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封土石室”遗存，长期以来，许多考古学者从这类遗存的形制结构出发，把它们与春秋时期吴越的“土墩石室”联系在一起，结合吴越北上争霸的历史记载解释为吴越土墩石室的北传。但由于这些遗存中出土的都是唐代的遗物，在上述观点之下只能进一步将之解释为唐人对这些遗存的再利用。虽然有些学者提出这些“封土石室”是唐墓，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接触到这批材料时，发现这批遗存与朝鲜半岛尤其是旧百济地区的墓葬形制高度相似，脑海里马上想到了九世纪日僧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巡礼行记》中多次提及唐代海州（治今连云港市海州区）管下东海县（治今南城镇）有新罗人聚居的村落，考虑唐代东亚诸国国际关系与海上航路等背景，可以认定连云港地区的这批“封土石室”是唐代新罗侨民留下的墓葬。这个观点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如今亦已成为共识，连云港市还将这批封土石室墓视为当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存。面对这批遗存，需要同时熟悉文献史料、熟悉相应区域的考古材料，而且还不能限于今天中国的疆界，需要对东亚及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其性质。
    另一方面，封土石室墓的大量存在，说明当时侨居在海州附近的新罗人数量不少，不止于圆仁提及的若干村落的规模。同时，也不太可能是一些韩国学者所认为的“百济遗民”，即百济亡国时被强行带到唐朝的百济民众，而应该是进入统一新罗时期的“新罗移民”。“遗民”只是因某个政治事件瞬间形成的一个群体，而“移民”则是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的侨民群体。结合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扬州至山东半岛登州之间大量新罗人口及新罗人聚居区，以及身处唐朝的张保皋跨海影响新罗政局等记载，“移民”更符合历史事实。而这样的历史图景，仅通过传统的历史文献，很难揭示得如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