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帅：确实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最关注的往往是出土资料上的文字。至于那些完全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怎样结合文献来挖掘其历史价值，可否从您的经验出发，谈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
    张学锋：我举一个小例子。前几年南京市文物部门对城南某地块进行了调查发掘，在不大的范围内清理了几十口水井，出土了很多六朝早期至北宋时期的遗物，如青瓷罐、盘口壶等。那么，在画出发掘区域的地层堆积图、水井平剖面图，对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学描述与分类之后，怎样才能从中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呢？
    从这一区域的地层堆积来看，生土线距地表的深度很不一样，有规律地高低起伏，可以复原出东西走向的好几列冈阜。位于冈阜之间的诸多水井，告诉我们在这一带生活的居民很多。水井出土遗物的时间上下限，说明这一区域作为相对密集的居民区，始于孙吴西晋时期，终于北宋前期。结合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判断这一带就是六朝隋唐时期著名的长干里，这个地点随着孙吴建都开始繁荣，因为南唐修筑城墙被隔在城外而趋于衰落。如此一来，这批资料就不再是起伏不平的地层线和难以计数的坛坛罐罐了，而是具备了史料的价值。
    对这一处考古的现场，想要深入发掘其价值，就必须能够同时驾驭历史和考古这两个学科的基础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目前我们的学科划分得过细，其实不利于培养这种综合视野。因此现在有学者提倡去掉“历史时期考古”的“时期”二字，直接称“历史考古”，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陆帅：不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要有效地、亲身把握出土文物、考古遗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并非易事，大多时候还是会依赖考古学界的既有结论。
    张学锋：因此系统学习考古学知识非常重要。因为考古报告的判断及结论未必都准确，也未必完整，读者的二次发掘很有必要。
    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发掘。西高穴大墓是否就是曹操高陵，目前还有不同意见，但就发掘资料来看，我比较倾向于是曹操高陵，理由是出土的那些石牌。发掘者最初没有清晰地说明部分圭形石牌是征集品，这可能是引起人们怀疑其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发掘者一开始把目光聚焦于圭形石牌与六角形石牌的等级差异，这或许也是导致未能准确理解随葬器物的一个原因。阅读最初的简报以后，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考古现象，出土于后室南侧室中的六角形石牌与漆木器痕迹叠压在一起，简报称这些漆木器均残，器形难辨；刻铭石牌位置集中，有的直接压在漆木器和锈蚀的帐构架之下，位置应没有被扰动。为什么会有这些漆木器的残片？侧室中原本随葬了较多的漆盒，从石牌上的铭刻可知，漆木容器中放置的是胡粉、刀尺、镜台、香囊、黄绫袍锦领袖等各式精细随葬品，为了标明随葬品的种类、数量，每个漆盒上都悬挂或捆绑有一块六角形石牌，然后上下堆放在一起。在葬事完毕以后的近两千年间，漆木容器及盒中的随葬品逐渐腐烂，但生漆皮与石牌因材质不易腐烂而留存了下来。这一考古学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这些石牌是西高穴大墓原有的随葬品。曾有人怀疑这些石牌的真实性，并由此质疑西高穴大墓作为曹操高陵的可能性。其实，只要详细解释这些考古现象，质疑便不攻自破了。
    六角形石牌是配合小型漆木容器用的标记随葬品品名、数量的标签牌。这样的标签牌，汉代称“楬”。大部分楬是木质的，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少见。一些精致的楬也可以是骨质的，在考古发掘中也能看
    到。西高穴大墓采用石质楬，当然是取其不朽之意。除了六角形石楬，更为人们所知的是圭形石楬。我们最初见到的完整的圭形石楬虽然是征集品，但墓室里也出土了圭形石楬残片，其中有两件是可以拼接在一起的，一件上刻“格虎短矛”，另一件上刻“格虎大戟”，与征集的那件完整圭形石牌在形制和文字格式上完全一样，可见其真实性不成问题。从圭形石楬上“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来看，应是随葬兵器的捆包石楬。放入漆木容器的精细随葬品用六角形石楬，长兵器捆包用长条圭形石楬，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等级差异，只是美学上的不同选择而已。
    对于西高穴大墓材料的误读还不止于此。如“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所谓“慰项石”，就是石枕。一些文字学者把“慰”当作“熨”的通假字，并结合历史文献，发挥想象力，将其视为曹操用来治疗头疼病的器具。但是，这一类用于随葬的石枕并不少见，是当时常见的随葬器物，不仅中国有，朝鲜半岛也有，并不是什么治疗头疼病的器具。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如果离开发掘现场，不关注考古学现象，不仔细观察出土遗物，单纯从自身的知识结构角度去认识出土资料，甚至是只关注出土资料上的几个文字，那么，得出的结论或许会出现偏差，这也是研究者必须非常谨慎的一点。
    陆帅：对历史学者而言，充分理解考古学的自身语境似乎也非常重要。同样的一个词，在历史与考古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具体内涵也许并非一致。
    张学锋：是这样。例如南京周边六朝墓葬的发掘简报中，孙吴、西晋这两个时代的墓葬形制、器物特征非常接近，在没有确切纪年的情况下很难将孙吴和西晋这两个时代截然分开。考古报告为求题目简洁，会写成“某地六朝早期墓葬”、或“某地西晋墓葬”、“某地孙吴墓葬”。在这里就需要明白，南京周边墓葬断代中的“六朝早期”是一个考古学分期，也称六朝第一期，而“西晋”、“孙吴”云云，只是考古学者对墓葬风格的一种判断，不能说这些墓葬就一定是孙吴或一定是西晋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果不理解这类语境、望文生义，将考古材料想当然地拿来就用，就会遇到很多陷阱。
    总之，对历史学者而言，只有通过自己的观察，对已有考古材料进行甄别、判断、归纳，才能够对其有效、深入地加以利用。反之，如果完全依赖考古报告给出的结论，甚至只选取其中有利于自身研究的个别材料，那么，这种所谓的利用考古材料应该说是缺乏深度的，甚至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虽然看似使用了考古材料，但仍旧是在原有的学科框架内打转，这是历史学者应当加以警觉的。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