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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制度上的差异，就好比支动脉与主动脉的关系：外观上不一致，但究其内里，终究是一个东西” 陆帅：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您前面提到，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对于史前及夏商周时期黄河文明一元论并不太认同。由此联想到您主要研究的六朝时代，虽然舞台在长江流域，但来自中原的北方侨民非常活跃。南、北方人群有文化上的交融，但也存在着冲突。站在一个南方本地人的立场上，您是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的? 张学锋：在这里，首先要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怎样从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渐扩展到现今如此广袤的国土？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在这方面，我早年曾读过的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这就是河原正博的《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这部并不怎么著名的著作，主要写的是宋代以后华南的非汉族群在与汉人冲突与交融中不断被同化的过程。这种情况六朝时期也很普遍，孙吴政权不断征伐山越就是典型事例。因此，文献中被称为越、蛮、夷的这些非汉族群才是南方地区的真正土著，汉人则是外来户。秦汉以来，中原人向南方不断迁徙，这些是比较早的一批移民。通过这些人，汉文明被带入了南方地区。作为汉文明发祥地的中原，其文化不断发生变动，南方地区则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者，因此当时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与先进程度，总是比中原慢一拍。我在做孙吴、西晋时期建康城的都城空间与葬地时也注意到，孙吴的宫殿名称、都城形制，政权的理念及其文化传承，都是继承着两汉尤其是王莽以后东汉的一些传统，道理是一样的。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来侨民大量涌入，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了南方的政治格局。所以在新一轮的移民到来之际，政治权利、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的老一代移民很不高兴。但是，这种不高兴非常有限度，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曹魏、西晋时期的中原地区，其文化水准要比当时南方地区高得多。孙吴灭亡后，陆机、顾荣、贺循这些所谓的“吴人”纷纷游宦洛阳，留下了不少文字记载。从中不难看出，如果受到中原人的赞誉，他们快乐无比，如果遭到冷落，则怨声载道。虽然葛洪抱怨江南人什么都要向北方学，但他本人在参与平定石冰之乱后也立刻前往洛阳“广寻异书”。这些都说明当时“吴人”对新来的北方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反感，向北方学习是普遍趋势，毕竟两者的文化认同是一致的。 永嘉南渡以后，新的北方侨民在南方站稳脚跟，建立东晋政权，依靠的也不只是武力基础，还有文化的力量。有赖于此，以司马睿、王导为代表的新移民与土著化了的旧移民之间并没有产生根本性冲突。当然，在东晋南朝时期，新旧移民之间也有不少矛盾，不时有南方人跳出来讲这些北方移民的坏话，但这些人往往是受了北方人的气，说几句怨言，并不是要反对现有的政治及社会体制。时间一长，新移民与旧土著相互融合，地域上的隔阂感也就逐渐消失了，因为两者之间的文化认同说到底是一致的。使用文化的力量向外扩展，融汇各色人群，这也正是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基本模式。 陆帅：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西晋平吴相比，隋平陈后南方地区对中原王朝的排斥要强烈得多。 张学锋：这是因为经过了东晋南朝三个多世纪，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逐渐发展出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于是在隋朝平陈时，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幅情景。江南的民众不断反抗，杀死隋朝派来的官员，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宣泄亡国之恨。这说明，隋朝虽然统一了南北，但在文化上却不一定比当时的江南高明多少。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平荡耕垦，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实际上也有压制南方文化的意图在内。尽管如此，隋唐王朝在制度建设、学术取向等方面还是受到南方的不少影响，呈现出南朝色彩，这也证明了南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先进性。所以陈寅恪、唐长孺先生都指出唐代存在着“南朝化”的倾向。当然，“南朝化”只表现在某些特定领域，不是全盘性的。 陆帅：南方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是近年来历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具体到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南方地区在统一王朝制度的推行与实践方面与中原地区的差异性，尤为受到学者的重视与讨论。例如鲁西奇提出的中国古代“南方脉络”的说法，就提醒我们要重视中原与南方地区存在的巨大差异与不同特质。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张学锋：以前，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主要站在中原的立场上，的确有些问题，应该注意到南方地区所具的独特性。怎么看待这种地域差异？比如宫崎市定曾经提出“都市国家论”，认为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与古希腊、罗马时代相同，以城邦为主要的聚落形态。一些学者———包括最近在中国出版译著的池田雄一先生都提出过不同意见。然而，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论”最初是基于春秋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核心地区得出来的，这可以说是典型时期、典型空间的典型“中国”。而反论者使用的材料来自战国以后甚至西汉时期的北方长城一带或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非典型时期、非典型空间的非典型“中国”。说到底，中国是从黄河流域逐步扩展开来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存在着各种多样性，南方也不例外。我们自然不能用“典型”的来涵盖一切，但也不能用“非典型”的来否定典型，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池田雄一先生之前在访谈中也提到了自己主要利用了中国边境地带的资料，说明他或许也意识到这方面还有些问题。 对于认识南方地区的历史进程，鲁西奇的倡导十分重要，非常具有启发性。不过前面也讲到，我理解的南朝制度和文化，首先是来自接受汉晋时期的中原制度和中原文化，然后在南方这个特定的环境下逐渐有了自身的发展和成熟。并且到了南北朝晚期，南北文物制度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趋同现象。所以按我的理解，历史上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制度上的差异，就好比支动脉与主动脉的关系。在外观上，两者或许不一致，甚至展开的方向也不尽相同，但究其内里，终究是一个东西。当然，这都是些不成熟的想法，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以具体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因为南方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江南、荆湘、巴蜀、岭南，人群结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等情况都不一样，只有落实到具体研究，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其相互异同与本质特征。我也相信，随着相关讨论与研究的不断积累，终究能够让我们拼接出一幅南方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全景。 (访问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