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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陈 淳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国硕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黄海烈 20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传世文献中有关上古史记载多有神话传说色彩,史料的真伪需要经过考辨。他们的质疑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而安阳殷墟遗址的重大发现,乃至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增加,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带来一道曙光。尤其是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考古学极大推进了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考古学面对的是文物遗存,而历史学则主要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当携手致力于中国上古史研究时,两者将擦出怎样的火花?2018年是安阳殷墟遗址考古发掘90周年。记者就“历史学与考古学对话视野下的上古史研究”的话题,采访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陈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硕、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黄海烈三位学者。 考古学为中国上古史重建开辟新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我国上古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而言,考古学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国硕: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考古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有关的文献材料较为简略或阙如,加之仅有的一些文献材料又掺杂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而且伴存有后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甚至附加有作者自己臆测的成分,致使依据传世文献探究上古史的局限性很大。20世纪20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为上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对文物考古事业的重视,考古事业进入“黄金时期”,重大考古发现接连不断,为深入全面研究上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一批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开展,为推动上古史研究向前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构建起中国上古史的结构体系。传统文献仅仅勾勒出秦汉以前中国上古史发展的大致脉络,许多层面语焉不详。通过考古学研究手段,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夏商历史发展的基本结构体系逐渐浮现出来。从距今约9000—8000年的裴李岗时代,到距今约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再到距今约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以及距今约4000年以后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之前的历史面貌,已基本被学界所认知,呈现出前后连续发展、环环相扣、涵盖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的特点。 二是努力克服过度“疑古”。上古文献材料的确有一定的“水分”,但考古学也证明,文献中有关上古史的许多记载绝非凭空捏造。许多记载都已被考古学所证实,如文献所载的商王朝、西周王朝主要史实的可靠性,被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金文以及商周文化遗存所完全证实。在许多学者看来,偃师二里头都邑,从地域、年代、文化特征、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印证了夏文化、夏都和夏王朝的真实存在,证明了“夏王朝否定说”是站不住脚的。 三是为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源论”或“中原中心论”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抛弃,文明起源“多支多源”和“多元一体”的看法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这些成就的取得和对古代文明新的认识,考古学科的确功不可没。 陈淳:考古学利用的材料突破了文献对历史记载的局限性,开拓了上古史,并将人类历史上溯至远古的旧石器时代。目前最早的甲骨文年代距今3600多年前,但是考古学将我国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近180万年前。古代文献仅反映了当时少数人主要是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活动和思想,而考古学研究可以涉及上古史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态环境、生业和经济、人口、食谱、营养和疾病、手工业发展、交换与贸易、社会结构与等级、聚落形态和社会演变、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目前,分子人类学可以涉及族群的起源和流动,结合物质文化研究可以进而追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融合过程。与古代文献带有作者自身立场的主观性相比,考古材料提供的历史信息更加客观。而这些考古学中的发现都是在理论方法的更新过程中取得的。 黄海烈: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为研究上古史提供有力支撑。比如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作为基本研究方法,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而建立起符合实际的考古学年代分期标尺和器物演化谱系,为中国上古史重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历史时空框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与方法的提出,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推广和应用,则进一步深化了考古学文化内涵及相互关系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古代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当前,自然科学和先进科技手段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当中,提取出诸多以往无法企及的历史信息,从而进一步充实了中国上古史时空框架内的具体内容。 审慎利用传世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关上古史的历史文献很多具有神话传说色彩,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材料的研究价值?比如在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考古工作者应该如何认识历史文献中“三皇五帝”的传说? 陈淳:古代文献当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直接透视我们祖先思想的机会,而不必从他们的物质表现来间接推断。比如甲骨文可以让我们了解商王和当时一般人的宇宙观,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关系的。 同时,文字记载的意义不应被过度夸大。古代文献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需要审慎梳理后才能采用,这就是文献批判精神。古代文献不但夹杂着许多神话传说,而且在历史记忆的传递中,大量重要信息已经丢失,有关的最初记录也会被增饰和修改,甚至植入后世的观点和言论。因此,虽然文献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材料和信息,但不能成为研究的向导,不可能期望考古学者从地下挖出三皇五帝来证明史籍记载的真伪,但能用自己的独特方法,重建这个传说时期的真实面貌。这种历史的重建要比探索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更有意义。 张国硕:就上古史研究来说,尽管有关上古史方面的文献史料较之秦汉以后要少,但现有文献史料毕竟能够勾勒出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轮廓,让人们对上古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深入研究上古社会历史奠定了基础。此外,文献材料又可以为考古研究提供许多信息。这些信息不仅为研究工作节约了时间,而且也为一些考古学无法解释的遗存现象提供分析研究依据。如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在文献记载豫西为“夏墟”的线索导引下,由史学家徐旭生调查发现并由考古工作者发掘而为世人所知。 诚然,现有上古文献材料确实有神话传说、后人附会、篡改、转抄错误等弊病,但任何事物都有缺陷,不能因噎废食,要相信许多文献的记载都是有所依据的。如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许多人怀疑其真实性。而甲骨文商王世系卜辞的发现,证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有部分商王和先王世系位次颠倒或漏记。因此,通过对现有文献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纯化”工作,相信许多文献材料完全可以成为上古史研究的依据。考古学对文献的利用,应坚持“认真、慎重、有理有据”的方针,尽量避免胡乱结合、乱戴“帽子”的现象发生。尤其是要搞清楚考古遗存的年代和分布地域。 黄海烈:当前,上古史研究领域内将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作简单比附对照的错误倾向是值得警惕的。有些研究者对考古材料不做充分具体研究,随意利用传世文献史料,在考古学文化上乱贴标签,这在方法上是不可取的,所得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从证经补史到信息互补 《中国社会科学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被学界视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二者研究关系的圭臬。存在文献局限性的上古史研究领域,考古学应该如何与历史学“合作”? 陈淳:安阳殷墟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始,它与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和价值取向关系密切。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言,殷墟发掘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而甲骨文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伸。于是,中国考古学在起步阶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证经补史上。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当代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研究的目的与历史学相同,但是这两门学科无论从研究材料,还是从理论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提炼的信息也完全不同。这两门学科只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信息互补,而不宜再以传统的“二重证据法”将两类材料进行简单对应和互证。对于如何重建上古史,自“古史辨”讨论以来一直争论不断。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济就批评了“惟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的偏见。台湾地区的学者王汎森也批评了以文献为导向的古史重建。如果只是在有限的文字中考证和判断,而不是去开发文字以外的新史料,这种研究即使下了极大的功夫,积累了极深厚的功力,许多问题还是无法得其确解。解放了的考古学将会大幅度拓宽历史学的研究范围。 黄海烈: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即围绕着中国上古史重建的主题来开展工作,随后的工作重心也充分表明其具有的历史学属性,但随着科技考古、聚落考古、美术考古等新兴考古学分支学科的崛起,考古学已不再局限于历史学范畴,而是延及深入到自然科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这也表明,并不能将考古学简单地视为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而应强调其独立的学科性质。 张国硕:长期以来,从事历史文献史料研究和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被人为地分成历史学、考古学两个专业领域。个人认为,从中国学术实际出发,进行上古史研究,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必由之路。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以现有文献材料为引导,充分利用考古材料。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情况。在研究过程中,会出现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结合发生“矛盾”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时,首先,要仔细确认所提供的考古信息是否为经过多次实践而得出的结论。尽量避免在取得的考古资料尚不十分充足、对所揭露的考古学文化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与有关文献牵强联系。要防止把主观推测、人为定性甚至是伪造的所谓重大“发现”当作考古材料应用于研究中。其次,在确认所提供的考古信息准确无误的情况下,若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仍然发生抵牾无法解释时,则应以考古材料显示的信息为准绳。这是由于考古材料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不存在后代更改、作伪的可能性;而文献材料在人们手中经历了几千年,难免存在真假掺杂的现象。 从“二重证据法”到“多重证据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学向跨学科方向发展,为上古史研究带来了怎样深化的可能? 黄海烈: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中,所谓的“地下之实物”当时主要是指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等。但其所载内容却更接近传世文献,并能够运用治传世文献之方法对其加以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在研究方法上则应更进一步,利用丰富的地下出土无文字的考古遗物遗迹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综研互证,扩充史料范围,增加证据来源,使论断更具可信性。将考古材料、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重建中国上古史,要建立在依据史料各自性质所做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基础工作之上,对史料的可信性和确定性严加考察。目前,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是从考古研究进入历史研究较好的切入点;从狭义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先秦礼制研究或将成为未来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整合式研究的切入点。 陈淳:传统的“二重证据法”如今可以更加丰富,我们可以将纸上之材料看作是一种社会集体层累记忆的政治史,而地下考古材料大多是古人行为和日常生活的物质遗存,能够通过学科交叉和科技手段的整合研究来提炼各种信息。比如,环境考古学能够详细了解生态变迁和人地关系、人类生计方式和经济形态的特点与演变,并了解社会兴衰的经济基础;聚落考古能够从家户、村落到区域的不同尺度了解社会结构的历时变迁与国家及城市的形成过程;人工制品的研究能够了解各种器物的生产方式、劳力投入与分工、专业化程度、实用品与奢侈品的制造、使用与分配;葬俗的研究可以了解社会等级和分层,管窥古人的世界观和灵魂观;显赫物品的象征性研究能够了解社会地位、联盟、竞争和贵族的权力结构;分子人类学能够提供基因的流动、人群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结构;等等。我们要认识到,无论是古代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是古代历史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将这些反映古代不同方面的信息加以整合并通过逻辑推理,就能比较全面地重建文献所无法企及的古代史。在这种考古研究的基础上,文献可以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将考古研究与文字解读相结合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古史重建的路径。 张国硕: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学科发展日益进步的今天,学术发展也必然以新的面貌步入新的阶段。实践表明,在上古史研究中,仅仅利用“二重证据法”是不够的,应注重吸收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大力推广“多重证据法”或“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相信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多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结合”研究可能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所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 记者 张清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