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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历史学者对考古材料的确越来越重视,但我感觉有个很大的倾向是关注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或者说出土文字资料,研究者着眼的依然是“文字”。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展开研究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从文字跨入文物,也就是把没有文字信息的文物利用起来,从中读出历史的信息。而基于简牍实物及其出土环境所展开的研究,才是真正对“考古资料”的利用。 “考古学最有希望通过不断发现遗存,将它们一点一点连接起来,描绘出稻作文化的传播途径” 陆帅:您的求学经历以考古学为开端,但此后转向历史学,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做出这样的选择? 张学锋:我在本科学习的过程中,一开始对史前考古不是很感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河文明一元论比较流行,周边地区若出现同类器物,那就会认为是受到了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南方、讲着方言、多少有些地方意识的人来说,很难引起共鸣。但当学到了战国秦汉考古以后,我开始对考古学越来越感兴趣,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也都是以历史时期考古为题完成的。在撰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对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较之遗物的类型学分析,挖掘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更为重要。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历史学背景,对于发掘过程中遇到的考古学现象、出土遗物,只能对它的外在面貌进行描述,无法更为深入地加以利用。因此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我选择了历史专业的魏晋隋唐史,之后的博士研究生也继续选择了历史学。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共四卷597篇(一说595),由日僧圆仁撰写,成书于838年7月2日至848年1月23日。资料图片 陆帅:这一背景对您的研究有何意义? 张学锋:这种学术背景之于我的意义,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能够以相对平等的姿态观察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而不是以某种为主、某种为辅。历史的具象很复杂,一些问题通过文献记载便可得出大致结论,考古资料不过是更为细化的补充;而另一些问题则相反,需要依赖考古资料来构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象存在于两类资料之间的交叉地带,只有不加偏废地利用这两类资料,才能比较清晰地揭示出来。 例如,江苏省连云港地区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封土石室”遗存,长期以来,许多考古学者从这类遗存的形制结构出发,把它们与春秋时期吴越的“土墩石室”联系在一起,结合吴越北上争霸的历史记载解释为吴越土墩石室的北传。但由于这些遗存中出土的都是唐代的遗物,在上述观点之下只能进一步将之解释为唐人对这些遗存的再利用。虽然有些学者提出这些“封土石室”是唐墓,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接触到这批材料时,发现这批遗存与朝鲜半岛尤其是旧百济地区的墓葬形制高度相似,脑海里马上想到了九世纪日僧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巡礼行记》中多次提及唐代海州(治今连云港市海州区)管下东海县(治今南城镇)有新罗人聚居的村落,考虑唐代东亚诸国国际关系与海上航路等背景,可以认定连云港地区的这批“封土石室”是唐代新罗侨民留下的墓葬。这个观点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如今亦已成为共识,连云港市还将这批封土石室墓视为当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存。面对这批遗存,需要同时熟悉文献史料、熟悉相应区域的考古材料,而且还不能限于今天中国的疆界,需要对东亚及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其性质。 另一方面,封土石室墓的大量存在,说明当时侨居在海州附近的新罗人数量不少,不止于圆仁提及的若干村落的规模。同时,也不太可能是一些韩国学者所认为的“百济遗民”,即百济亡国时被强行带到唐朝的百济民众,而应该是进入统一新罗时期的“新罗移民”。“遗民”只是因某个政治事件瞬间形成的一个群体,而“移民”则是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的侨民群体。结合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扬州至山东半岛登州之间大量新罗人口及新罗人聚居区,以及身处唐朝的张保皋跨海影响新罗政局等记载,“移民”更符合历史事实。而这样的历史图景,仅通过传统的历史文献,很难揭示得如此清晰。 陆帅:说起古代东亚世界的人群流动与文化传播,日本稻作文化的起源似乎也是一个考古学界长期关注,但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张学锋:对。现在关于稻作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主要有几个领域的学者在做。一是民族学者,他们基于田野调查,通过耕作方式、生产工具以及基于稻作经济的生活习俗,来讨论稻作文化从中国大陆东南地区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问题。一是农业史学者,他们主要从水稻的品种、栽培方法以及不同品种在各地的发现情况来推断稻作的传播路线。还有就是考古学者,他们主要通过相关的考古遗存来推断稻作的传播路线。在这几类研究中间,民族学的研究最温馨,但对于这样的古代课题,毕竟缺少坚实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支撑,显得不够确凿。农业史的研究,中间也存在缺环。现在看来,考古学可能最有希望通过不断发现遗存,将它们一点一点连接起来,描绘出稻作文化的传播途径,但目前的发现还不足够。 陆帅:现在日韩考古学的主流看法似乎是主张日本的稻作文化源自朝鲜半岛。但朝鲜半岛的稻作文化又从何而来,还存在不少争议。 张学锋:日本学者在探讨以稻作文化为基色的弥生文化时,关注到了相似的劳动工具在朝鲜半岛西南部荣山江流域一带也有发现,因此认为日本的水稻是从朝鲜半岛传来的。至于朝鲜半岛稻作文化源自何处,由于古代东亚世界稻作文化的中心在中国的长江以南,而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也的确出现了稻作文化北传的情况,因此日韩学者一开始推演出了从中国大陆东南地区,沿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再一路南下传播的路线图。然而,从今天韩国公州附近的锦江开始往北,到北朝鲜,再到辽东半岛,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早到红山文化、晚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都没有发现过水稻的痕迹。于是他们在这个地方被卡住了。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日本学者依据近期的考古发现又提出了一个新看法,认为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稻作文化,沿着东部传到山东半岛,然后从山东半岛直接渡海到朝鲜半岛西南部,再进一步传到了半岛各地及日本列岛。但我们知道,华北农业的主流一直是旱地种植。那么,作为非主流的水稻种植为何能够由此向海外传播呢?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在此不妨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自原始农业以来占据农业经济主流的稻作文化,从其故地长江下游地区直接向外传播到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如果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便会注意到,楚国攻灭越国及秦统一中国这两个与江南沿海区域关系密切的重大事件,正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出现稻作文化并趋向大规模发展在时间上契合。从考古资料来看,半岛西南部荣山江流域及日本九州各地的考古遗存中,存在着比较浓厚的百越文化因素。公元前5、6世纪稻作开始东传,公元前3世纪达到高峰。在这一既有认识背景下,我认为自吴越争战到秦汉统一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越人持续渡海东迁,在促成日本列岛从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的同时,在朝鲜半岛西南部马韩地区同样造就了以稻作为底色的早期社会。 这个意见,我近年与日韩考古学者有过一些交流,但他们认为中国东南部和朝鲜、日本之间相隔的海域过于宽阔,而且途中没有发现任何遗存,特别是相对靠近中国东南的冲绳没有早期稻作遗址,所以无法证明稻作从中国东南地区直接传到日本。其实,从东南沿海出发向日本列岛航行,未必要经过冲绳。在中国大陆东部近海洋面上,有一股自北往南的中国沿岸流,船只可以凭借这股洋流自北向南行驶。如果离开大陆后船行驶至到舟山群岛、嵊泗列岛以东,往北不久就会遇上自南往北的黑潮向西北分出的台湾暖流,再往北就能遇上黑潮分出的另外两支洋流黄海暖流及对马暖流,就可以漂到济州岛、朝鲜半岛西南部或日本九州岛。考古发现上述地区的人们使用着相近或相同的生产工具,与其说是日韩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如认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即中国东南地区的百越移民。当然,移民的外徙,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外徙的越人,蒙文通先生认为就是《越绝书》中言及的“外越”。人们所熟知的徐福率五百童男女东渡的传说,在我看来就是数百年间东南沿海越人越洋外徙的一个缩影。 对于上述思路,有日本学者对我说,我们是学考古的,考古发现以外的材料我们一概不考虑。这种过于强调学科分类、学科特点的研究方式,令人很遗憾。从这一点上来说,考古资料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万能的,有时利用一些考古学以外的视野,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 永田英正:“面对每条史料,你一定要问一下,这条史料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存在于这里” 清人徐虎《长干里客金陵四十八景图》中的《长干故里》。资料图片 陆帅:近年来历史学界似乎也有一个相对应的趋势,即研究者对考古材料的重视愈发显著,尤其是在新资料相对缺乏的中古史学界。在您看来,如果要将考古材料作为一个独立的史料群引入中古史研究,前景是否乐观? 张学锋:目前历史学者对考古材料的确越来越重视,但我感觉有个很大的倾向是关注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或者说出土文字资料,研究者着眼的依然是“文字”。上世纪30年代居延汉简发现后,劳榦以其一人之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这两种巨著。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居延汉简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获得大的进展,因为以简牍内容为中心的研究课题已经被劳榦几乎言尽了。正如京都大学永田英正先生所言,劳榦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秦汉史研究专家,居延汉简中能够作为“史料”的那部分文字,几乎都被他用尽了。相反,那些一时还无法作为“史料”的文字就只能被束之高阁。 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后,居延汉简的研究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虽然只是图片,但无疑人们看到了“实物”,研究者可以观察到简牍的广狭长短、文字大小、书写位置、墨迹浓淡、笔迹异同等简牍自身的很多信息,而不仅仅是劳榦给我们提供的“文字”。经森鹿三、鲁惟一、永田英正、大庭脩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基于居延汉简的文书学研究、汉代文书行政等问题的研究得以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丰富了两汉历史的内容。从这个事例上不难发现,劳榦的《释文》,本质上与传统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文献”而已,而基于简牍实物及其出土环境所展开的研究,才是真正对“考古资料”的利用。 因此按我的理解,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展开研究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从文字跨入文物,也就是把没有文字信息的文物利用起来,从中读出历史的信息。最近收到了尊敬的前辈学者窪添庆文先生惠赐的近著《墓志所见北魏史》,功力之深,令人难以企及。然而,要想写出一部《墓葬出土遗物所见北魏史》恐怕就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带到地下去的东西都是零星的,它们很难用来构建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历史框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既需要了解这些材料的考古学意义,又需要把这些材料与历史文献紧密结合,得出一些新的认识。永田英正先生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时说,面对每条史料,你一定要问一下,这条史料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存在于这里,如果把这个问题搞通了,这个史料你就可以用了。面对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同样要问,为什么这个遗物会以这种形态存在于这里?如果把这个疑问解释清楚了,那么没有文字的地下遗迹、遗物甚至发掘过程中见到的考古学现象,同样可以作为史料被我们利用,并且具有相当大的开拓前景。 陆帅:确实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最关注的往往是出土资料上的文字。至于那些完全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怎样结合文献来挖掘其历史价值,可否从您的经验出发,谈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 张学锋:我举一个小例子。前几年南京市文物部门对城南某地块进行了调查发掘,在不大的范围内清理了几十口水井,出土了很多六朝早期至北宋时期的遗物,如青瓷罐、盘口壶等。那么,在画出发掘区域的地层堆积图、水井平剖面图,对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学描述与分类之后,怎样才能从中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呢? 从这一区域的地层堆积来看,生土线距地表的深度很不一样,有规律地高低起伏,可以复原出东西走向的好几列冈阜。位于冈阜之间的诸多水井,告诉我们在这一带生活的居民很多。水井出土遗物的时间上下限,说明这一区域作为相对密集的居民区,始于孙吴西晋时期,终于北宋前期。结合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判断这一带就是六朝隋唐时期著名的长干里,这个地点随着孙吴建都开始繁荣,因为南唐修筑城墙被隔在城外而趋于衰落。如此一来,这批资料就不再是起伏不平的地层线和难以计数的坛坛罐罐了,而是具备了史料的价值。 对这一处考古的现场,想要深入发掘其价值,就必须能够同时驾驭历史和考古这两个学科的基础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目前我们的学科划分得过细,其实不利于培养这种综合视野。因此现在有学者提倡去掉“历史时期考古”的“时期”二字,直接称“历史考古”,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陆帅:不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要有效地、亲身把握出土文物、考古遗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并非易事,大多时候还是会依赖考古学界的既有结论。 1930年代居延汉简发现后,劳榦以一人之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这两种巨著。以简牍内容为中心的研究课题几乎被劳榦言尽。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后,居延汉简的研究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资料图片 张学锋:因此系统学习考古学知识非常重要。因为考古报告的判断及结论未必都准确,也未必完整,读者的二次发掘很有必要。 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发掘。西高穴大墓是否就是曹操高陵,目前还有不同意见,但就发掘资料来看,我比较倾向于是曹操高陵,理由是出土的那些石牌。发掘者最初没有清晰地说明部分圭形石牌是征集品,这可能是引起人们怀疑其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发掘者一开始把目光聚焦于圭形石牌与六角形石牌的等级差异,这或许也是导致未能准确理解随葬器物的一个原因。阅读最初的简报以后,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考古现象,出土于后室南侧室中的六角形石牌与漆木器痕迹叠压在一起,简报称这些漆木器均残,器形难辨;刻铭石牌位置集中,有的直接压在漆木器和锈蚀的帐构架之下,位置应没有被扰动。为什么会有这些漆木器的残片?侧室中原本随葬了较多的漆盒,从石牌上的铭刻可知,漆木容器中放置的是胡粉、刀尺、镜台、香囊、黄绫袍锦领袖等各式精细随葬品,为了标明随葬品的种类、数量,每个漆盒上都悬挂或捆绑有一块六角形石牌,然后上下堆放在一起。在葬事完毕以后的近两千年间,漆木容器及盒中的随葬品逐渐腐烂,但生漆皮与石牌因材质不易腐烂而留存了下来。这一考古学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这些石牌是西高穴大墓原有的随葬品。曾有人怀疑这些石牌的真实性,并由此质疑西高穴大墓作为曹操高陵的可能性。其实,只要详细解释这些考古现象,质疑便不攻自破了。 六角形石牌是配合小型漆木容器用的标记随葬品品名、数量的标签牌。这样的标签牌,汉代称“楬”。大部分楬是木质的,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少见。一些精致的楬也可以是骨质的,在考古发掘中也能看到。西高穴大墓采用石质楬,当然是取其不朽之意。除了六角形石楬,更为人们所知的是圭形石楬。我们最初见到的完整的圭形石楬虽然是征集品,但墓室里也出土了圭形石楬残片,其中有两件是可以拼接在一起的,一件上刻“格虎短矛”,另一件上刻“格虎大戟”,与征集的那件完整圭形石牌在形制和文字格式上完全一样,可见其真实性不成问题。从圭形石楬上“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来看,应是随葬兵器的捆包石楬。放入漆木容器的精细随葬品用六角形石楬,长兵器捆包用长条圭形石楬,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等级差异,只是美学上的不同选择而已。 对于西高穴大墓材料的误读还不止于此。如“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所谓“慰项石”,就是石枕。一些文字学者把“慰”当作“熨”的通假字,并结合历史文献,发挥想象力,将其视为曹操用来治疗头疼病的器具。但是,这一类用于随葬的石枕并不少见,是当时常见的随葬器物,不仅中国有,朝鲜半岛也有,并不是什么治疗头疼病的器具。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如果离开发掘现场,不关注考古学现象,不仔细观察出土遗物,单纯从自身的知识结构角度去认识出土资料,甚至是只关注出土资料上的几个文字,那么,得出的结论或许会出现偏差,这也是研究者必须非常谨慎的一点。 陆帅:对历史学者而言,充分理解考古学的自身语境似乎也非常重要。同样的一个词,在历史与考古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具体内涵也许并非一致。 张学锋:是这样。例如南京周边六朝墓葬的发掘简报中,孙吴、西晋这两个时代的墓葬形制、器物特征非常接近,在没有确切纪年的情况下很难将孙吴和西晋这两个时代截然分开。考古报告为求题目简洁,会写成“某地六朝早期墓葬”、或“某地西晋墓葬”、“某地孙吴墓葬”。在这里就需要明白,南京周边墓葬断代中的“六朝早期”是一个考古学分期,也称六朝第一期,而“西晋”、“孙吴”云云,只是考古学者对墓葬风格的一种判断,不能说这些墓葬就一定是孙吴或一定是西晋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果不理解这类语境、望文生义,将考古材料想当然地拿来就用,就会遇到很多陷阱。 总之,对历史学者而言,只有通过自己的观察,对已有考古材料进行甄别、判断、归纳,才能够对其有效、深入地加以利用。反之,如果完全依赖考古报告给出的结论,甚至只选取其中有利于自身研究的个别材料,那么,这种所谓的利用考古材料应该说是缺乏深度的,甚至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虽然看似使用了考古材料,但仍旧是在原有的学科框架内打转,这是历史学者应当加以警觉的。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制度上的差异,就好比支动脉与主动脉的关系:外观上不一致,但究其内里,终究是一个东西” 六角形石牌是配合小型漆木容器用的标记随葬品品名、数量的标签牌。这样的标签牌,汉代称“楬”。大部分楬是木质的,一些精致的楬也可以是骨质的。西高穴大墓采用石质楬,当然是取其不朽之意。除了六角形石楬,更为人们所知的是圭形石楬。左为石楬“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右为木质楬“东郡深目”,楬的上部为圭形,用墨涂黑再打孔,以方便穿绳。资料图片 陆帅: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您前面提到,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对于史前及夏商周时期黄河文明一元论并不太认同。由此联想到您主要研究的六朝时代,虽然舞台在长江流域,但来自中原的北方侨民非常活跃。南、北方人群有文化上的交融,但也存在着冲突。站在一个南方本地人的立场上,您是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的? 张学锋:在这里,首先要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怎样从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渐扩展到现今如此广袤的国土?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在这方面,我早年曾读过的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这就是河原正博的《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这部并不怎么著名的著作,主要写的是宋代以后华南的非汉族群在与汉人冲突与交融中不断被同化的过程。这种情况六朝时期也很普遍,孙吴政权不断征伐山越就是典型事例。因此,文献中被称为越、蛮、夷的这些非汉族群才是南方地区的真正土著,汉人则是外来户。秦汉以来,中原人向南方不断迁徙,这些是比较早的一批移民。通过这些人,汉文明被带入了南方地区。作为汉文明发祥地的中原,其文化不断发生变动,南方地区则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者,因此当时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与先进程度,总是比中原慢一拍。我在做孙吴、西晋时期建康城的都城空间与葬地时也注意到,孙吴的宫殿名称、都城形制,政权的理念及其文化传承,都是继承着两汉尤其是王莽以后东汉的一些传统,道理是一样的。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来侨民大量涌入,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了南方的政治格局。所以在新一轮的移民到来之际,政治权利、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的老一代移民很不高兴。但是,这种不高兴非常有限度,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曹魏、西晋时期的中原地区,其文化水准要比当时南方地区高得多。孙吴灭亡后,陆机、顾荣、贺循这些所谓的“吴人”纷纷游宦洛阳,留下了不少文字记载。从中不难看出,如果受到中原人的赞誉,他们快乐无比,如果遭到冷落,则怨声载道。虽然葛洪抱怨江南人什么都要向北方学,但他本人在参与平定石冰之乱后也立刻前往洛阳“广寻异书”。这些都说明当时“吴人”对新来的北方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反感,向北方学习是普遍趋势,毕竟两者的文化认同是一致的。 永嘉南渡以后,新的北方侨民在南方站稳脚跟,建立东晋政权,依靠的也不只是武力基础,还有文化的力量。有赖于此,以司马睿、王导为代表的新移民与土著化了的旧移民之间并没有产生根本性冲突。当然,在东晋南朝时期,新旧移民之间也有不少矛盾,不时有南方人跳出来讲这些北方移民的坏话,但这些人往往是受了北方人的气,说几句怨言,并不是要反对现有的政治及社会体制。时间一长,新移民与旧土著相互融合,地域上的隔阂感也就逐渐消失了,因为两者之间的文化认同说到底是一致的。使用文化的力量向外扩展,融汇各色人群,这也正是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基本模式。 陆帅: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西晋平吴相比,隋平陈后南方地区对中原王朝的排斥要强烈得多。 张学锋:这是因为经过了东晋南朝三个多世纪,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逐渐发展出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于是在隋朝平陈时,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幅情景。江南的民众不断反抗,杀死隋朝派来的官员,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宣泄亡国之恨。这说明,隋朝虽然统一了南北,但在文化上却不一定比当时的江南高明多少。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平荡耕垦,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实际上也有压制南方文化的意图在内。尽管如此,隋唐王朝在制度建设、学术取向等方面还是受到南方的不少影响,呈现出南朝色彩,这也证明了南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先进性。所以陈寅恪、唐长孺先生都指出唐代存在着“南朝化”的倾向。当然,“南朝化”只表现在某些特定领域,不是全盘性的。 陆帅:南方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是近年来历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具体到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南方地区在统一王朝制度的推行与实践方面与中原地区的差异性,尤为受到学者的重视与讨论。例如鲁西奇提出的中国古代“南方脉络”的说法,就提醒我们要重视中原与南方地区存在的巨大差异与不同特质。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张学锋:以前,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主要站在中原的立场上,的确有些问题,应该注意到南方地区所具的独特性。怎么看待这种地域差异?比如宫崎市定曾经提出“都市国家论”,认为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与古希腊、罗马时代相同,以城邦为主要的聚落形态。一些学者———包括最近在中国出版译著的池田雄一先生都提出过不同意见。然而,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论”最初是基于春秋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核心地区得出来的,这可以说是典型时期、典型空间的典型“中国”。而反论者使用的材料来自战国以后甚至西汉时期的北方长城一带或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非典型时期、非典型空间的非典型“中国”。说到底,中国是从黄河流域逐步扩展开来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存在着各种多样性,南方也不例外。我们自然不能用“典型”的来涵盖一切,但也不能用“非典型”的来否定典型,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池田雄一先生之前在访谈中也提到了自己主要利用了中国边境地带的资料,说明他或许也意识到这方面还有些问题。 对于认识南方地区的历史进程,鲁西奇的倡导十分重要,非常具有启发性。不过前面也讲到,我理解的南朝制度和文化,首先是来自接受汉晋时期的中原制度和中原文化,然后在南方这个特定的环境下逐渐有了自身的发展和成熟。并且到了南北朝晚期,南北文物制度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趋同现象。所以按我的理解,历史上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制度上的差异,就好比支动脉与主动脉的关系。在外观上,两者或许不一致,甚至展开的方向也不尽相同,但究其内里,终究是一个东西。当然,这都是些不成熟的想法,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以具体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因为南方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江南、荆湘、巴蜀、岭南,人群结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等情况都不一样,只有落实到具体研究,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其相互异同与本质特征。我也相信,随着相关讨论与研究的不断积累,终究能够让我们拼接出一幅南方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全景。 (访问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