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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非遗保护的前途充满信心 不可否认，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描述的那样，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外来文化的冲击、传承人危机的显现等等，再加上在骆越文化保护中，各界对骆越文化保护意识相对淡薄、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保护工作存在着碎片化现象、骆越文化竞争力弱化以及相关法律建设的相对滞后，种种问题都使得承载着乡村历史的骆越文化在不断地消失，保护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但事物之所以存在，必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我们也不必抱着极度悲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们说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严重外流，留守村寨的都是一些年纪已大的老人家，文化传承后继无人。民俗节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断改变，有一些甚至在消亡的边缘徘徊。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乡土文化其实还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的。本土的自不必说，虽然改变了外在形式，但内在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流传。比如壮族的三月三，壮族的民歌节。而外流的劳动力，就真的完全抛弃了乡村的传统文化吗？未必吧。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在城市中形成的以地缘和血缘为联系的“浙江村”“河南村”等，正是这种文化生命力的见证。事实上，城市很难真正地容难和接受外来人群，乡村出去的人，即便在大城市生活，也很难感受到归属感，他们的人际关系、聚集组合方式、情感归属等等，依然属于乡土社会。村寨中有黑白丧喜、有盛大节日，他们还是会赶回去参加，就算赶不回去，也会托人带去祝福。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存在于他们身上的乡土归属，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当今中国的乡村，正处于一个转变期，这种转变过于快速，引起了大多数人的焦虑，特别是知识分子。事实上，农民自己，是不会那么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文化认同缺失的焦虑的。 知识分子接受了现代教育，大部分还远离了家乡，偶尔回来，暮然间发现，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被不断回忆、描述的场景，诸如村口晃荡的牛羊，节日时搭建的戏台和咿咿呀呀的戏剧声，黄昏日落时扛着犁田工具归来的乡亲们，竟然都所剩无几。学者季中扬认为，知识分子的乡土迷恋，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创伤，长期的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实质上已经背离了乡土文化，在精神上难以真正地归属乡村。这种教育形成的强制性的剥离，使得他们对乡土文化存在一种愧疚感，而这种愧疚感，产生了他们心目中应当有的乡土文化的模样，这是一种文化想象，即把乡土文化理想化，把他们当作永不能变的田园牧歌。一旦发现自己对乡村的想象被打破，他们就会感到难言的焦虑，在不自觉中夸大了乡村文化认同的紧迫性，过度强调“危机”“复兴”“拯救”等话语。 诚然，我们不得不看到这其中的焦虑，不得不看到文化认同缺失的后果，但过度强调，忽视了世代生长在村寨上面的普通百姓，强行进入乡村内部进行掌控，也许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但是文化真的可以复兴吗？或者说，这种复兴有意义吗？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事例，对某一个较为原生态的村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要求他们进行传统文化保护，维持原生态。但过不了几年，再去看时，发现即便投入再多资金，村民们还是抵挡不住现代生活的诱惑，拆掉了专家眼中珍贵的古屋，盖起了现代式样小洋房。村支书表现，没办法，古屋看着好，但住起来实在不舒服。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什么资格阻止村民们去追求更舒适的生活呢？对于村民来说，外界的强行介入，强迫他们复兴所谓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灾难。 或许，我们该复兴的不是这种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是文化的精神内核而已，老旧的古屋因为潮湿、破败，已经不再适应居住，改造是必然的。最完整优秀的建筑，可以保护起来，当作历史的见证和遗存。但其他更多情况，我们应该做的，只有保存这种房屋的样式，融合现代化，设计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文化是在不停地改变的，秦朝的桌子和明朝的桌子相差甚远，但都是传统文化，形式可以改，只要精神内核还在。人类历史长河上，总有事物在不断消失，也总有事物在不断产生，我们应当充满信心，而不必过于介怀。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这正提醒我们，要重视文化多样性，理解自身以外的其他文化。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人类文明进程才得以推进。而我们在注意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记录下来，建立档案以便查询、保护工作的开展。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必然性，不必过度强调其负面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