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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20世纪民族音乐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学术范式转换，音乐学学者开始转向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事实上口头诗学理论与此类研究在方法与视角上有相通之处，您认为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不同学科先后出现相类似的学术范式转型的原因是什么？ 朝：不光是民族音乐学，诸如口述史等新学科的出现也与此有关，赵世瑜称其为“眼光向下的革命”。从《原始思维》《野性的思维》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口承与书写“大分野”的争论，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推出，再联系到整个20世纪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所形成的大时代背景，就可以理解是什么催生了这种“眼光向下”。 就拿我们熟悉的领域说，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民族志诗学”的宗旨也是要打破欧洲韵律和诗歌的观念。总之，整个20世纪对底层文化、边缘文化的关注，是一种明显的趋势。只不过不同学科怎么转，何时转，彼此有差异而已。依照我们的一般推断，最容易抱残守缺的一个人文学科，应该是古典学，但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也在不断地完成类似的范式转向。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是古典学者，荷马是口头诗人便是由他提出的。 姚：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 朝：并不完全是，人类学的影响只是一方面。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思潮，不会简单由某一单一学科发动，进而形成席卷之势。信息技术的讨论、古典学的追问、人类学的成果、语文学的推演、民俗学的深耕，所有这些学科，都发挥了或多或少的作用。 姚：可能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大家会有一种共同的看待问题、看待事物的方法？ 朝：对。准确点说，是至少会有一批人在立场转换上、方法论更新上，形成某种趋同性。 姚：如果说口头程式理论赋予了中国史诗学方法论嬗替和论域转换的话，那么当下的热点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又带给了中国史诗学怎样的影响？ 朝：“非遗”保护其实是一种实践操作和工作技术路线，并不怎么涉及学科理论。当然它对学术工作是有影响的，如史诗研究中就有一些与“非遗”保护相结合的新话题。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实施与推进，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不仅配备人员、下拨经费，而且在政策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持，以致在学术研究中产生了某些连带性的反应，其中包括对三大史诗、南方史诗学术研究的影响。同时，在资料建档和传承工作方面，也都有各方重视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也不都是正面的，学术还是需要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需要有眼光，有见地，不是哪里热闹，就群起追随。 姚：“非遗”保护确实有实践操作的层面，但我想可能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全球一体化中人亡歌息的现象，它与“非遗”保护其实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这应该也是一个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与现实。您作为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和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评审机构的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在与国际学界的密切交流中，您认为有哪些问题是国际学界共同关注或达成共识的，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当下与未来又能为国际学界提供怎样的经验与智慧？ 朝：这就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了，这个话题可以说得简单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标准化是一个晚近的趋势。所谓“标准化”，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比如英语等语言的广泛使用；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行业的整体性全球化运作以及这套文化产品生产制作的全球同步化；讨论哈利波特的，除了其生产国，还可能有法国人、肯尼亚人、韩国人；发布活动可能这次在巴黎，下次在上海。全球文化市场的整合在不断将大家的文化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放置在一个共同的消费场域中，而今天的互联网又在继续加剧这套运作模式。 在这个大背景下，所谓的“人亡歌息”，宽泛地理解就是传统文化艺术正在全球的不同地域遭受很严重的冲击，不论在棉兰老岛、印度支那，还是在非洲、东亚和中亚，人亡歌息的现象随处可见，作为专业工作者，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有限的，有时候就像古建专家一样，要研究古建筑的建造图式、具体的工艺流程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等，寄希望于尽量长久地保护它，尽量别让它垮掉。同理，民间文化的研究者也希望能尽量保留那些优美的传统，使其活在当代。但大家都知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少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传统就会淡出人们的生活，还有一些可能变换形式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存与发展。譬如我们或许是希望老百姓除了看电视，还能听评书就好了，但不知道这种愿望能否实现。当然咯，传统也不会说消失就消失的。文化发展有其规律，老百姓也有聪明才智，新时代也需要植根在历史的沃土上，所以，无论是“非遗”保护工作，还是民俗学学者的职业态度，我们都应该将社区、传承人与老百姓的文化自主权放在首位。我们不能替他们决定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恪守专业伦理守则，知道我们专业工作的界限在哪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