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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互动中的吐蕃经卷与吐蕃-汉双语基层社会 吐蕃占领敦煌后，任用汉人、苏毗人、于阗人、尼泊尔人等出任各级行政官员，大力开凿石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使得在今日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留下了一批中唐藏文写本经卷。它同汉文、于阗文等其他文字的经卷一起，证明中唐时期河西地区存在着民族大交流。 吐蕃经卷卷尾通常签署“写者”和“校勘者”的名字，共出现署名八百多处，涉及四百余人的姓名，其中“写者”一百余人，“校勘者”三百余人，极少数人既是“写者”又是“校勘者”。对这批经卷进行清理、编目的专家经研究认为，河西吐蕃经卷虽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式的，但其写、校者中吐蕃人仅占总人数的1/5乃至1/6，来自其他民族的人占4/5甚至5/6。依四百余人的姓名来区分其族属，其中吐蕃人署名时往往冠以吐蕃氏族等名称，来自其他民族的写、校者也用吐蕃文字署名，除少数人以吐蕃文字的音译转写形式保留着自己民族的姓名之外，多数人起了吐蕃式的名字。从其姓氏看，他们中有一批冠有张、王、周、李、宋、阴、翟、索、令狐等姓氏的汉人或汉化的少数民族人士，更多的是在名前冠“康”的西域康居人、冠“安”的安国人、冠“白”或“米”的龟兹人、冠“里”的于阗人、冠“土”的吐谷浑人以及冠“支”的月氏僧人等，还有冠以瓜、沙、甘、凉、庭、宕、河、岷等地区名称以表示本人系来自该州郡的非吐蕃人士。由此可见，河西吐蕃经卷是地地道道的多民族直接协作的产物。 吐蕃在统治河西走廊的过程中，将大量非吐蕃人口吸纳到作战队伍和行政系统中，推动了吐蕃语言的使用。据研究，在吐蕃的军队中，有一支被称作“杂虏”的杂牌军，其中有党项人、羌人、汉人、吐谷浑人、突厥人等。这支军队与吐蕃军队协同作战，说明其中的非吐蕃人已经成为吐蕃语言的使用者。 吐蕃语对敦煌语言有着持久的影响。在吐蕃统治敦煌的时期，产生了使用吐蕃-汉双语的基层社会。有关这一基层社会的吐蕃语文书最早出现于吐蕃统治时期，但是一份10世纪的关于“五姓”算命法的吐蕃语写本表明，早期建立的吐蕃-汉双语社区在10世纪下半叶归义军时期仍然存在。 在吐蕃统治河西时期，随着吐蕃语、吐蕃文在敦煌各族民众和社会领域的广泛推行，渐渐地，汉人中形成了用吐蕃文拼写汉语的习惯，由此一部分汉文书用吐蕃文转抄下来，这一传统建立于吐蕃时期，却一直延续到归义军时期。虽然吐蕃势力后来退出了敦煌，但语言文化的习俗一旦形成则不易消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