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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上，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学术传统，“采风”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全面爆发，这九年中，除了在办公室阅读、研究、翻译以及下放劳动锻炼外，还在领导的引导下深入到各地做民间文学调查，即采风，开启了我六十年文学生涯中的多次田野采风之旅。 一九五八年第一期《红旗》半月刊上发表了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长文，这一年的三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发出关于搜集民歌的号召，在全国开展了“新民歌运动”。那时我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的职责就是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我和《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老编辑、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山东老根据地的革命文艺战士铁肩同志，在研究部主任、著名访书家路工先生的带领下，立即起身冒着料峭的春寒，赶赴山东烟台的芝罘岛去做采风调查。那里的果农们正忙着在苹果园里剪枝、浇水、松土，我们深入到苹果园里，与果农交谈，听他们唱歌吟诗，感受席卷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民歌运动。我和铁肩都有记录，可惜那些包括笔记本在内的新民歌材料和调查情况，经过一九六四年自上而下掀起的“文艺小整风”和一九六六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全都散失了。但在我漫长的文学生涯中，芝罘作为我走向田野、深入民间的第一站永远留在了记忆中。 结束了在芝罘的采风，铁肩回北京编辑部编稿发稿，我和路工途经济南南下江苏南京。此时的江南已是春意阑珊。我们在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等的建议和指导下，来到了著名的吴歌之乡常熟县白茆乡（镇）。在白茆乡公所的办公室里，县文化馆和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就把陆瑞英找来。那时，陆瑞英是乡里的卫生员，以唱四句头山歌在当地颇有名气。在过去白茆塘的山歌对唱中，她曾经被推选为对唱的首席女歌手。她的肚里不仅贮藏了许多传统山歌，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在后援者的支持下临场即兴编创。当陆瑞英来到我们跟前时，我们发现，她就是我们老远看到的那个光着脚丫子一面踩水车一面唱歌的年轻女孩子呀。 从全国来看，此时大跃进的形势已形成，但农村人民公社还没有诞生，农村的主流建制还是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是七月以后才陆续成立的。我们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第一是要调查当地新民歌创编的情况，第二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搜集些新、旧民歌回去。新民歌创编的情况，是由乡里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的，而搜集民歌，则主要靠陆瑞英给我们演唱了。陆瑞英的嗓音甜美，被人们称为金嗓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万人山歌会上，人们常常能听到她的优美歌声。当时，农村做水利工程，组织全市各地的农民会集一起挑土方、做水利，挑灯夜战，并开展劳动竞赛。作为文艺骨干，陆瑞英被安排到工地上为民工们唱山歌，唱好人好事。有一年开挖白茆塘河，有关部门又叫陆瑞英去唱山歌。那年冰冻三尺，天气十分寒冷，但民工们大搞水利的热情十分高涨。陆瑞英白天、晚上连续唱山歌，患了感冒，但仍坚持到工地一线唱山歌，结果把喉咙给唱哑了。陆瑞英的嗓音嘶哑后，当时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后来就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周正良十分关心，主动给她写信，勉励她另辟蹊径，讲民间故事。从此之后，她就逐渐以讲述故事为主了。周正良的这一建议，才有了五十年后，即二○○七年，北京大学陈泳超教授和周正良两人用吴语方言记录稿与普通话整理稿对照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中国俗文学学会编，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问世。 白茆田野调查采风结束之后，我和路工继续上路，辗转奔赴福建。先是沿着岷江乘船而下，第一站是福州，继而去闽西老革命根据地上杭以及厦门海防前线。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搜集了一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歌谣，在厦门海防前线和福州搜集了一批战士歌谣，编成一本《海防前线战士歌谣选》，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九年出版了。 受白茆民歌和民歌手陆瑞英的激发，我对民间歌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福建直驱安徽省肥东县，去访问已经有点名气的女农民歌手殷光兰，并撰写了一篇题为《民间歌手殷光兰》的文章，编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向民歌学习》（民间文学论丛之二）一书中，交由作家出版社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那个时代，向民歌和民间歌手学习，是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提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并形成风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和“向民歌学习”两种丛书相继出版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诗刊》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殷光兰所唱的“门歌”（有些地方称“锣鼓歌”）这种本来只流行于皖中地区的民间演唱形式，一下子知名于全国，殷光兰也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看重，要她参加了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并和全体代表一起到中南海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