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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疑是中美史学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剖析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中美史学是如何互动交流的，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建设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在我国史学界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下。基于此，笔者拟就冷战对峙时期、中美关系解冻后以及冷战结束后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略梳理，以期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一、冷战对峙时期：情报式追踪、解读与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与此同时，中美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问题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处于尖锐对峙状态。正是在这种冷战对峙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史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掀起研究热潮。那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甫一出版，大洋彼岸的美国史学家即撰文予以介绍和评述。例如，1957年中国史学界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问题集》、《明清史论丛》和《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三部论著，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即于1958年在《亚洲研究》上刊发《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评论文章，对其进行批判性介绍。 美国史学家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了解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史学家究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怎样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和评价。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详细梳理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农民战争的领导、组织结构、口号、意识形态、宗教态度、作用、进展、特点及失败原因等所作的分析和研究，在详细介绍中国史学家的解释之后，哈里森对解释背后的政治动机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皇帝起源和建立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对于外来王朝政权的评价》、《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中国中世纪》这些论文的标题，亦可知1964年《中国季刊》组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的旨趣在于探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如何解读历史的。 就这一时期美国史学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而言，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曾这样批评道，“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联姻在当代中国日渐成为最明显的联姻。不仅学术应直接服务于政治利益，而且它必须在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事实上，美国史学家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受当时冷战环境及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史学家在评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时，往往难以摆脱意识形态话语、克服政治偏见；他们的研究常常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他们多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看成一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最终目的是“将历史研究视为一种宣传，以使现存的政权能够获得中国人民永久的支持；同时，中国今天的历史写作也代表一种真正尝试，即在中国的过去为它最近所展现出来的国内和外部发展找寻合法性”。① 受“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存在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作用等问题，但并非毫无学术价值。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在评述中国史学家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时所言，“在冷战史学的幸福时代，中国史学家为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努力，被西方从事中国研究的史学家草率地批评为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给他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只是中国史学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不可否认，这种努力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但必须指出的是，努力本身既不是无意义也不是没有价值。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仅对于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的动力而且对于理解欧洲的起源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史学家在探寻中国史上的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改变了曾经一度流行的中国深陷于经济停滞的观点。”② 学术研究无法完全脱离于现实政治，胡绳曾就历史研究指出，“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③在一个讲政治、讲阶级斗争、讲革命的时代，史学家从现实需要出发，回溯历史上的政治、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可以说是史学家自觉介入现实政治的一种形式。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研究，既是史学家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