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中美关系解冻后：由描述转向学理性分析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史学自身都出现了新变化。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被打破，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费正清(John K.Fairbank)对尼克松访华这样评价，“在20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解冻了这位冷战战士的思想，亦使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史学家逐渐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费正清曾反思道：“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不管可以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意味着既要同情又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既要统观全局又要有批判精神，以便力求了解真实的情况。”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学者亦打破“左”倾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种种精神枷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 借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东风，中美史学家开始了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例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先后于1974年、1977年、1979年随团或率团来华参观访问，并撰写《在南京与四位中国史学家的交流》、《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史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等考察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史学家对农民战争、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老问题所作的新讨论，美国史学家亦及时予以关注，刘广京的《世界观与农民起义：毛泽东以后的历史学回顾》、拉普(John A.Rapp)的《中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等即是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史学家此时开始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展开学理性分析。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即是以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为探讨对象，从学术史角度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以及论战如何塑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借此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唯物史观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傅佛果(Joshua A.Fogel)的《中国史学中的种族与阶级：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及其反满主义的不同解释》，旨在考察运用阶级分析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如何研究辛亥革命中的反满主义、反满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借此探讨作为革命动机源的种族与阶级之关系。 伴随着中美史学交流的逐渐正常化，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逐渐深入，不再像此前那样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极权政治”的附属物，“毫无意义和价值”；相反，他们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的学术价值。德里克在其《革命与历史》一书中即表现出克服政治偏见，客观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努力。他认为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视，“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展现出一种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全新的认识”；其次，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之应用于中国历史，“导致了史学问题的根本性重建，并刺激了发明新方法和新概念以解决在先前的史学思想中至多只是受到边缘性关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努力”；再次，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史学超越确定历史事实而进入解释历史的层面，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一套解释系统，为新的通史编撰提供了概念工具。德里克还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政治性问题进行了学术上的辩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缺陷，“仅仅是史学理论及其应用尚需加以限制的问题，它们并不能取消这些著作对历史问题的创新性洞见，以及进行与其基本假定相配合的批判性研究的潜力。而且即便有这些缺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意识无疑仍要比其同时代的天真的学院派史学家要精密得多”。⑤冯兆基(Edmund S.K.Fung)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关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史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阶级分析和形塑革命领导人思想观念的社会背景，“这为探究革命者思想的社会经济背景、成就以及革命影响提供了一种洞见，这对于遵循传统史学叙述方法的学者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美国史学家所作的这些分析和评价，是植根于美国自身的学术环境和问题旨趣，其研究的取向自然有别于中国国内。但是，随着交流的正常化和日渐深入，美国史学家不再像此前那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开始注意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一个与现实政治相关度甚高、曾经充当过重要政治斗争工具的研究课题来说，需要学者将其作为学术性的科学问题来加以探讨，方能克服因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某些问题而将其一笔抹杀的惯性思维，亦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