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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结束后：注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不仅宣告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此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曾经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国内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价值多元化乃至价值冲突已成不争的事实。 对于冷战结束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史家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对其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例如，傅佛果的《苏联、中国和日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和劳伦斯·沙利文(Lawrence R.Sullivan)的《关于“封建主义”的争论：中国的史学与政治》，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史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多尔特希·马丁(DortheaA.L.Martin)的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史的透视与解释》，探讨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世界史解释的变化；李怀印的《从革命到现代化：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史学的范式转变》和《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史的起源》，分别以史学范式转型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起源为考察对象。 美国史学家在探讨各自的问题时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在遭遇不利的局面。美国史学家认为，随着中国与全球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常用的阶级、帝国主义等概念被抛弃，而且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用阿里夫·德里克的话来说，中国史学处于“后革命时代”，意即革命的历史遗产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但所有的史学都拒绝革命；不仅如此，后革命时代的史学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反革命”，它不仅反对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而且从根本上反对将革命和革命性变革视为历史研究的概念。在美国史学家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遭遇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革命范式被抛弃，中国史学界流行的是现代化范式、反现代化范式或反范式史学；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被恢复，暗示中国史学家已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为史学理论加以应用，这虽不会导致重新书写中国的过去，但中国史学家已因此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策略，从而削弱官方对史学的控制。 美国史学家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遭遇困难是因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碰撞，革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日渐消失；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生产方式的普遍性视为研究信念。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生产方式充当的是阐释欧洲资本主义的叙事代码，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的是未竟的叙述，是用来衬托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和普遍性。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导致的是欧洲历史或者说资本主义历史成为中心情节，其他地区的历史必须围绕它来讲述。当中国史学家运用生产方式普遍化这一概念来解读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矛盾困难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试图以各种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欲使之同中国历史相一致，但他们所做的只是对生产方式普遍化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没有找到其他可替代的选择。在美国史学家看来，生产方式仍是分析全球化时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为历史的普遍化提供了钥匙，同时也谨防地区历史主义的出现；但是，在运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进行历史书写时必须将其历史化或者说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化，这将不仅给其他生产方式同时也给其他叙事方式留出空间。⑥ 不可否认，美国史学家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读与分析确有值得我们思考之处，但他们的解读因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囿于意识形态成见而存在明显的偏颇乃至歪曲。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史学界虽然出现史学多元化思潮，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也有所下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并没有如美国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陷入了困难。事实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跨时代的解释力，因此它依然是中国多数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武器和剖析历史之利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中国之崛起及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正致力于对其作出富有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色的探索与回答，并籍此努力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过深刻反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正又一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总之，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趋活跃，尤其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的不断推进，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仍将继续，甚至可能形成“热潮”。对此，我们需要加强同美国史学家的交流与对话，因为美国史学家基于自身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所作的研究不只是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对象；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为我们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及研究思路。 注释： ①Harold Kahn and Albert Feuerwerker,“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In Albert Feuerwerker,ed.,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The M.I.T.Press,1968,p.13. ②ArifDirlik,“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Marxist Concept of Capitalism”,Modern China,Vol.8,No.1(Jan.,1982),p.107 ③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胡绳全书》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2页。 ④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⑤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⑥阿里夫·德里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载阿里夫·德里克著：《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22页。 （原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