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仇英的《桐阴图》（局部），描绘了文人在书斋中的场景。
    古代文人墨客常常给自己的居室或书斋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室名。室名有着悠久历史，历代文人室名背后体现出的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据《晋书》（卷85《刘毅传》）记载：“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这或许是古代可考的最早室名。到了唐宋代时期，室名渐多。到明清时期，室名大盛，一般粗通文墨的人都会给自己书斋取名，甚至一些商人（包括书商）也常常给自己的店堂取个雅号。
    在历史上，室名花样繁多，有的人只有一个室名，但是有很多人，拥有多个室名。通过这些室名，可以归纳出古代文人的命名方式，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
    第一大类是以所居之室的本身情况命名。这种命名方式可根据居室环境、形状、建筑时间等多种情况来命名。以自己居室的环境来取名比较常见，明代著名出版家、藏书家安国自己的居室后面种有二里地的丛桂，他便取名为“桂坡馆”；明末书画篆刻家胡正言因自己斋前植竹十余竿，取名“十竹斋”；其他比如一石庵、一草亭、一角山楼、一亩园、芥子园、九梅堂、二十七松堂等都反映了居室的环境特点。以居室形状命名者如唐代宰相李林甫，他有一室似偃月之形，便取名曰“偃月堂”， 据说李林甫常在这里密谋策划陷害忠良之计，后人因此以比喻嫉害忠良之地。同时期的另一位宰相杨国忠，穷奢极欲，他有一室以沉香制阁，以檀香造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而为泥，涂饰阁壁，因名之曰“四香阁”。还有以建筑时间命名，如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在浙江乌程西南杼山造亭，其建筑时间是癸丑年（大历八年）癸卯月（十月）癸亥日（二十一日），因命之曰“三癸亭”。宋代文学家王安石旧居金陵报宁寺时，从金陵城到钟山，到报宁寺这里正好走了一半，王安石因此命名为“半山亭”。
    第二大类就是以所寓之志命名，这也反映了书斋主人的志向。宋代“遗民”郑思肖隐居平江，把“大宋”二字析为“本穴” 二字（即把“宋” 中之“十” 置于“大”下），名其室曰“本穴世界”，寄托怀念故国之情。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人卫泾因取此句之意，名其室曰“后乐堂”，寄托忧国忧民之心。元代遗民丁鹤年入明不仕，名其室曰“贞素斋”，寄托洁身自好之志。明代大臣戴金以力行、责己、克终为三件难事，因名其室曰“三难轩”，寄托征服“三难”之心。明代学者吴钟峦对子孙提出十大愿望，后取室名为“十愿斋”，寄托遗愿。清代诗人张时泰写有自传《实懒先生传》，末有诗云：“懒送穷愁懒顾身，懒趋权贵懒干人。懒寻枯句每经日，懒作报书恒几旬。幽尝懒殊辜景物，远游懒已绝风尘。懒眠懒起情如醉，十懒先生懒是真。”后名其斋曰“实懒斋”，寄托玩世不恭、旷达闲适之志。
    第三大类是以所藏之书命名。其中又可分为藏书目的、藏书方法、藏书内容等。这一类中，以藏书内容命名者最多。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多藏野史，因此取名“野史亭”。清代黄丕烈藏宋本百余种，名其室曰“百宋一廛”，后又藏北宋本《陶渊明诗集》和南宋本汤氏注《陶渊明诗集》，将书斋取名“陶陶室”。后来他又购得宋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一名《士礼》），遂取名为“士礼居”。清代学者周春，因为藏有宋本《礼书》和《陶渊明诗集》，名其室曰“礼陶斋”。后来，《礼书》不存，书室易名为“宝陶斋”，最后，连《陶渊明诗集》也被迫卖掉，书室不得不改为“梦陶斋”。
    以藏书目的为命名的，如清代藏书家、校勘学家章钰，他将书斋取名为“四当斋”，表示嗜书如命，为读而藏。“四当”这个典故则来自于宋代藏书家尤褒之语。尤袤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以藏书方法命名者，如明代戏曲理论家、藏书家祁彪佳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八求楼”。“八求”即宋代藏书家郑樵所总结的求书八法：“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清代书法家、藏书家潘祖荫的“八求精舍”也是如此。
    还有以藏书目的为命名的，比如清代学者徐乾学筑楼藏书，一日“与其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吾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世’”（《 藏书纪事诗·徐乾学》）。可见，“传世楼”之名表示徐氏为传后代而藏书。
    第四大类就是以所敬之人命名。宋代大儒程颐曾流传有“程门立雪”的故事，清人程大年尊程颐为师，遂名其室“立雪斋”。宋代文学家虞俦钦佩唐代诗人白居易，便名其室曰“尊白堂”；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极为推崇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为书斋命名为“白苏斋”；清代书画家许友师法宋代书画家米芾，为自己的书斋取名“米友堂”。